《群书治要》又名《群书理要》，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汲取经、史、子中关于治国理政之精要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它上始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收录典籍六十五部，记五十余万字，于贞观五年编辑成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自唐代以后《群书治要》就失传了，《宋史》中也不见记载。所幸的是，它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视为珍宝而得以保存。上世纪90年代，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即1781至1788年）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研究会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标点、勘误而集结成书，取名为《群书治要考译》。该书得到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并于2001年2月25日亲笔题词：古镜今鉴。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博而要”，它集中了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经验教训，思想博大而精深，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本思想、用人思想、纳谏思想和吏治思想。
　　民本思想，是《群书治要》中极为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在《群书治要》所节录的诸多典籍和文字中，深刻体现了魏征等人强调治国者要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民本思想。其包含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善为国者，爱民如子；为政之道，在顺民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而教之，取信于民；听取民意，知晓民情；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等。该书强调为君为官都要以爱民为本，特别是为君者要懂得恤民、富民、教民，才能使天下大治。“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是唐太宗从《群书治要》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警示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把以爱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开明政策，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用人思想，是《群书治要》中又一极为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在《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大量关于用人的内容，从多个角度说明了用人对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而且既有用人的原则，也有识人的方法，尤其强调用人一定要任用贤能，去除奸佞之人。其包含的用人思想主要是：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任贤才，为政之本；求贤若渴，乃为明主；臣能举贤，乃为贤臣；识别贤才，以德为先；任贤无贰，去邪勿疑等。“贞观之治”的形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唐太宗能够起用大量贤能人才。贞观时期人才之盛，在历朝历代中都是空前的，像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虞世南、尉迟敬德等。贞观十年，唐太宗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是为《二十四功臣图》。当然协助太宗的重要人才还有“弘文馆十八学士”等。
　　纳谏思想，是《群书治要》中为君为臣特别是为君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思想。《群书治要》作为魏征等人向唐太宗谏言的“谏书”，书中节录了大量有关君主纳谏和臣子进谏的言论，可以说，一个君主，能够虚心纳谏，下属能够忠直进谏，社会才能兴旺。其包含的纳谏思想主要是：从谏则圣，杜谏则乱；亲近谏臣，远离谀臣；臣谏至难，虚心听纳；国之将兴，贵在谏臣；苟顺非忠，直谏乃贤；臣不敢言，国之大患等。唐太宗从《群书治要》中获得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纳谏则国治，杜谏则政乱。”他视“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亡国之道，因而他多次向群臣警示道：“观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之得失。忠正不言，邪谀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唐太宗善于纳谏，又能择其善者用之，并且明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真谛，可以说与《群书治要》关系极大。
　　吏治思想，是《群书治要》中治国理政的又一重要思想。一个国家的治理关键在于吏治，吏治腐败，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吏治清明，社会就会安定祥和。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是封建社会的严重弊端。《群书治要》所节录的关于吏治的文字集中体现了考功按绩、励精图治的吏治思想。其包含的吏治思想主要是：严格考核，以绩奖罚；精简机构，减少官吏；重视考廉，依能授官；亲民之吏，不可数迁；以德赐爵，依功施禄；重视俸禄，奖罚公平等。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都重视精简官僚机构，而唐太宗则是最突出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决心革除当时冗官过多的弊端，力求精简国家机构和政府官员。他强调“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并比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力主裁减官员，量才授职。他还特别注重选用廉吏。唐代的法律对贪污和行贿及受贿等都有具体的量刑规定、还有官吏任职的回避制度、对关于提高行政效益其法令也有明确的规定。贞观年间，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简政省官，整顿吏治，大大提高了国家各级机构的效能，同时减少了冗官余吏不必要的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他的吏治思想和措施都可以在《群书治要》中找到依据。
　　正如魏征在对该书所作的序文中所言：“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该书不仅是魏征等人向唐太宗进谏的依据，也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参考。《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其中治国理政思想均是历经几千年所积累的宝典，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辅臣、各级官吏治国理政的教科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继承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借鉴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虽然时代过去久远，古今情况迥然不同，但作为集中中国先哲们政治智慧的《群书治要》的治国理政密码没有变，它依然可以在解决中国当代甚至世界当代诸多问题中得到借鉴。
　　（作者单位：山东省茌平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