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称誉马一浮为“中国当代理学大师”，刘梦溪尊马一浮为“儒之圣者”，并认为惟有他堪当梁启超笔下“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称号。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一道被后人尊称为“新儒家三圣”，其为学为人，率真自信，令人敬仰。
　　马一浮在古代哲学、文学、佛学以及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造诣精深，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国学最不受待见的时代里，他不仅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而且还无以复加地将其标举到了最高地位。如他不仅认定六艺为国学之源——“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并且认为其“广大精微，无所不备”，不独可统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亦可统摄诸子百家之学，甚至还可统摄西方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可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其言语是否夸张之问题，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马一浮认为“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
　　我们或许无法完全认同马一浮的国学观，但他在日寇横行、国运飘摇的晦暗年代里，能有如此强烈而自觉的文化自信，那是着实可爱得很。近代百年，中国人在文化上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再到回归自信的曲折过程。而在当下，树立文化自信愈加紧迫。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文化自信是基础”。当年四处逃难的马一浮尚且能发出文化自信的最强音，今天的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失掉文化的自信力。
　　从马一浮与其浙江绍兴老乡蔡元培的交往中，亦可窥见马一浮率真的一面。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特邀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但到任三个月，马一浮就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由，挂冠而去，其真实原因是他与蔡元培的某些教育思想不合，如他不赞成废止读经等。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再次恳请马一浮出山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但被马一浮拍电报婉拒，理由仅八字：“古来有学，未闻往教”。后又书长信一封，诚恳解释不能赴任的缘由，大意是自己的学问追求，与当时潮流不符，可能课还没有讲完就已招致物议沸腾。故不如让别人去做“化民成俗”的事，自己则仍以“穷理尽性”为命。马一浮虽屡次拒绝蔡元培这样声望日腾之士，但并不影响他对蔡元培的尊重，尤其对蔡掌北大时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马一浮“深感其度”。1940年蔡元培逝世，马一浮特制了一副挽联：“学海众流归，今也则无，闻者尽为天下惜；家山多垒在，往而不返，伤者不见九州同。”惺惺相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从马一浮与他另外一位浙江老乡蒋介石的有限交往中，则可见其敏锐的洞察力，更可见其率直可爱之性情。1939年，马一浮在赴四川乐山前，曾在重庆短暂停留。蒋介石素来崇敬马一浮之学问，专门设宴款待，陈布雷、陈立夫、孔祥熙等一干要员陪同，期待马一浮能对时局有所建言。马一浮并未有丝毫受宠若惊之感，他“温润和平，休休有容”地直告蒋介石：“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闻之愕然，没有回应。以蒋之国学功底，应该不至于未听懂吧。后来任继愈问起对蒋介石的印象，马一浮说：“此人英武过人，而气宇偏狭，乏博大之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一流人物。”刘、陈均在南朝创立过新朝，但都命不过三年。嗣后马一浮在给友人信中说：“在渝留止浃旬，所见之人不为少，据理观察，终觉前路茫茫，少有希望。一派虚伪苟且之习，毫无忧勤惕励之意，处此偏而不安之局，岂不怠哉岌岌乎！”
　　对蒋介石当局的极度失望，并不妨碍马一浮钻研学问。或者可以说，正是对时局的失望与担忧，促使马一浮更钟情和看重自己的学术研究。马一浮诸多具有“创辟性”的学术结论，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谈到对文化和思想的推崇，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谈到时局与学问之关系，马一浮说：“今日之祸，不患在朝之多小人，而患在野之无君子。不患上之无政，而患下之无学。”他认为社会弊端可由英雄豪杰出山解决，而天理和人心则需要学术来长久维系。
　　马一浮的率真，并非单纯的传统士大夫的耿介清高，而是其作为有良知、有造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人格魅力的综合呈现，其间包含着他对国家、生民深深的忧虑与挚爱，只不过作为学者，他只能通过学术的方式来传递这一切。因此才愈加可爱。
　　时至今日，马一浮的这种学术传递依然有效。比如，他的文化自信，即“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深，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比如，他称之为“四门”读书之道：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固；又比如，他称之为“四端”的进学之要：即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倘若今天的我们，能践行马一浮“四门”“四德”之法，把读书和穷理尽性、蓄德进德、体验证悟、涵养功夫、变化气质结合起来，最后达到“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目标，那真是善莫大焉。马一浮对自己的学说高度自信，他说，“四门”“四德”之法，犹如“航海之有罗盘针，使知有定向而弗至于迷方；如防毒之有血清注射，使抵御病菌而弗至于传染”。能如此率真地表达自信，或许只有马一浮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