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李克强总理对国务院系统的一些处长提出严厉批评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转载了《一个乡镇公务员的自白：我一定要考到城市里去！》一文。
　　文章中，公务员隽儿讲述了自己的种种见闻遭遇：很多人不做事，像寄生虫一样不务正业；乡镇公务员薪酬低，自己因为年轻被其他工作人员“像奴隶一样使唤”；常常在写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国家的资金拨到镇政府后就被莫名其妙“盘走一笔”；国家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应该说，这些问题未必全是新问题，而是新老问题相互掺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三农”矛盾比较集中的时候，其中的一些问题曾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随着涉农税费的减免取消，一些政府与公众之间面对面的冲突得以化解，矛盾得到缓和。
　　涉农税费减免、取消了，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却没有全面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简政放权不够彻底，新设或临时机构不断出现，人员不降反升。
　　乡镇政府的特殊性在于农村，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个人发展机会更少，与其他工作相比，做乡镇公务员不仅体面有保障，在有的人看来，还有借助权力为个人和家族捞取各种好处的机会。
　　因此只要有一线机会，很多人总会想尽办法，弄个公务员身份。在这种风气下，基层政府越来越人满为患。一些编外人员（包括所谓“临时工”）甚至领着养活自己都困难的薪水，也不愿放弃“吃皇粮”的一丁点机会。
　　其中不少人的心态是这样的：反正这些年来政府财政相对宽裕，不至于发不出工资；再说，越到基层越讲人情，改革者怎么抹得开人情面子？而一旦合法收入低了，这些人就会动灰色的乃至违法收入的歪脑筋。这就是公众经常感慨的事情：中央或高层政府的政策是好的，但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问题的表面，是基层政府人浮于事，因人设事；深层次的问题，是基层政府没有全面贯彻简政放权，管了不该管、管不了的经济与社会事务，导致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多，但是又养不起这么多冗余人员，提供不了体面待遇，加之其他制度疏漏，两相结合，使这些人能够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侵占公共利益，结果必然阻碍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影响基层的工作风气，让隽儿这些“乡政府来了年轻人”受不了，立誓要考到市里去。
　　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贯彻简政放权，把“经”念对，把正确的改革做正确。一是全面贯彻“权力清单”机制，乡镇政府的权力也要有边界，不该管的，有再大的利益，也不能去管。二是全面规范“微权力运作”，不让基层有太多的“自选动作”，这样也就没有寻租空间。最近众多央媒屡屡聚焦基层办证难、村长权力有多大、“乡镇公务员隽儿”等，也正是把改革的准星盯在权力的最基层上。
　　简政放权就是，在最基层上的一本正“经”——不能念歪。（2015年5月5日《东方早报》任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