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孙嘉淦写过一篇著名的奏疏——《三习一弊疏》，这篇奏疏揭示了官德容易缺失的“三习”和“一弊”：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
　　《三习一弊疏》被公认为大清第一名疏。自孙嘉淦上书乾隆皇帝之后，嘉庆、道光初登大位都有大臣把这篇名疏抄录上奏。一代名臣曾国藩对这篇名谏非常欣赏，他在《鸣原堂论》中云：“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细加纳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曾国藩认为一般人很难避免孙嘉淦所说的三习一弊，能够总结出这种经验教训，不仅需要有绝大的智慧，而且要格外注重慎独功夫，确实是为官者的第一良鉴。
　　纵观中国传统社会，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很难幸免于“三习”与“一弊”。不但一般皇帝有喜谀恶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之“三习”，当初将《三习一弊疏》“嘉纳”并“宣示于朝”的乾隆到了晚年也不例外，陶醉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好大喜功，骄矜无比，自号“十全老人”，其实三习一弊一个都不少。至于上自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下到地方小吏染上“三习”者多如过江之鲫，他们在各自的“小王国”里，俨然是一个土皇帝，耳之所闻都是歌功颂德之声，目之所见都是毕恭毕敬之态，心之所想都是如愿以偿，大皇帝有的毛病，土皇帝一应俱全。此病皆为浸淫权力之副作用使然。
　　在孙嘉淦看来，“三习”是因，“一弊”是果，那么如何破除三习一弊？孙嘉淦开出的药方是“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何谓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确立这三观：需要秉持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救世情怀；需要秉持如北宋名臣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需要秉持如曾国藩临终所嘱“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的担当精神；需要秉持古人“以廉律己，以勤治事，以公处人”的律己品格。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是大德，担当精神是为官者的公德，而自律品格则有关于私德。为官者修德，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那么如何才能树立“三德”？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三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严以修身修的是坚定理想信念，修的是政治大德。要做到严以修身，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提升道德境界，提高健康生活情趣，抵制歪风邪气。“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严以用权强调用权为民，依法依规用权，不以权谋私，修的是为政公德。权只能为民所用，不允许搞任何形式的以权谋私。“树贵自直，人贵自律”。严以律己就是要自重、自警、自省，修的就是为人私德。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