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治史五十年，在中国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就。全国解放以后，担任过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校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调到中央民委工作后，应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和杨献珍校长邀请，任中央党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在党校执教过程中，为党校学员与师资培养做了大量工作，与党校师生结下了深厚感情，“成为中央党校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员之一”（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名师·序》，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为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讲授中国通史，解答疑难
　　1961年上半年，吕振羽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第一班“一九五九年班”（即当时大家所说的“秀才班”）讲授中国通史，从原始社会一直讲到鸦片战争之前。这个班的学员多是省、市委党校及大专院校教研室主任；省、市委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理论研究机关干部，大多是政治理论、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年干部，也有少数比较年轻但有培养前途的理论工作者。针对这种状况，吕振羽认为：“我们这些干部学习历史，和大学生与科研人员学历史，不能完全一样”。
　　讲课中，他克服了一般历史教科书面面俱到、无法在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上展开论辩的局限，对一般历史过程和问题，或省略，或简单提及，或指明参看《简明中国通史》的有关部分，而对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诸如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民族战争的性质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则采用介绍和对比的方法，对产生争论的社会背景、立论的根据、争论的焦点、代表人物及其论著，作扼要的介绍和评论，然后讲明自己的“一家之言”，让学员自己去判断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授课方式，使学员耳目一新，不仅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而且可以使学员听一家而知百家，形成比较性思维，增强对历史理论问题和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思考，因而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其讲课录音稿，经教研室整理，魏晨旭和江明同志审定修订，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历史讲稿》。《讲稿》是吕振羽奉献给学术界的最后一部史学力作，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学术见解的最后总结与理论升华。
　　《讲稿》和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称得上是前后辉映、相互补充、各呈千秋的姊妹篇。它不仅是《简明中国通史》的通俗化、精炼化，也是他以通俗的语言，对自己数十年研究中国史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总结式的口头讲解。《中国历史讲稿》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简明扼要，理论性强，深入浅出，是吕振羽讲课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正适合高级党校、高中级干部政治学校和广大在职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

别具特色的历史专题讲座
　　1961年至1962年，吕振羽在授课之余还为党校理论班学员、新疆班学员和党校干部讲授了若干历史专题。主要有《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波澜和曲折》《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中国历史的特点问题》《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的历史过程》等。这些讲座和专题各具特色，引人注目。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是1962年7月吕振羽为中央党校“五九班”历史专业的学员和历史教研室的同志们所作的专题报告。按照传统的说法，欧洲历史上的古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两次“百家争鸣”，而中国只有一次，即春秋战国时期。吕振羽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大的争鸣就有春秋战国、两汉、两晋南北朝、唐、两宋、明清和我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七次之多，如果加上殷周之际的“八卦哲学”同巫教神学之争，则中国历史上大的争鸣就有八次，可以说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继起不断”。他认为，不断继起的“百家争鸣”现象，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这一特点的。
　　讲课中他对“百家争鸣”的社会实质、特点及其社会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并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中国历史上的“争鸣”现象，把它泛化为贯穿古今的思想文化现象，认为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对历史上“百家争鸣”经验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正确揭示，确有独到之处。
　　新疆和祖国的关系问题，是吕振羽多年来致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吕振羽给新疆班讲历史课时，结合该班学员的实际需要，特别讲了《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的专题。他引用了大量的可靠史料和出土文物，有力地论证了“自西汉以来新疆就是祖国的组成部分”，而“不断加强的经济、文化联系是这种关系的坚强纽带”。他在讲演中着重指出：“新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是帝国主义、外国反动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者妄图分裂我们祖国而伪造的历史”。他的讲述使新疆班学员增加了对祖国历史的了解，加强了他们的爱国思想，其中有些人后来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约请国内历史专家讲课，推动学术争鸣
　　按照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一九六班和一九六一班的中国历史课均由吕振羽主讲。鉴于身体状况，医生建议他不能再讲课。为使这两个班及历史专业班的学员能够学好中国历史课，吕振羽提议并经党校校长杨献珍批准，决定邀请国内知名历史学家，分别来党校讲课。讲课人不受限制，可以讲自己的学术观点，“八仙过海”，各显其长。
　　在吕振羽、尹达、翦伯赞等人的协助下，先后邀请了二十多位著名历史学家来中央党校讲历史课。他们是：范文澜、翦伯赞、候外庐、吴晗、白寿彝、唐长孺、韩儒林、尹达、裴文中、郑天挺、邓广铭、汪篯、田余庆、杨向奎、翁独健、夏鼐、胡厚宣、柴德庚、张政烺、谭其骧、丁声树、金灿然、聂崇歧、尚钺等。吕振羽认为，约集这么多历史学家来党校集中讲课，是符合我们党的“双百”方针的。的确，这是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全国解放后，不仅在中央党校，即使在全国学术界都是没有过的，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这既是中央党校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举措，也是吕振羽等老一辈史学家倡导学术民主，推动学术争鸣的一次生动体现，产生了很大影响。校内外有不少人参加听课，许多人索要讲课稿。当时的中央党校学员陈维仁同志深情地说：在党校的四年学习中，除了读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著作很受教益外，“感到收获最大的就是从一些名家开的文史讲座中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给人以知识上的满足，其中不乏精辟独到之见”。他认为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党政干部把这些东西留在身边，工作之余翻一翻，是很有好处的。

关于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
　　吕振羽对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的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也特别予以关注。1960年，他主动提出对教研室教学干部进行历史理论的辅导与讲解，共讲了十几次，各历史时期的重点内容、应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何开展史学研究等问题都讲到了。他还指导教研室编写《中国历史讲授大纲》《中国历史学界几个重要学术争论的介绍》《中国历史学习参考资料》等。又应党校校委和教研室之请，为教研室带三名研究生作为工作助手（王树云、张锦城、胡盛芳），希图通过教学实践、参加学术活动、自学和研究，使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吕振羽要求他们各自制定学习计划，包括主攻方向、近远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阅读书目等。要求他们“理论要踏实，基础要打得宽厚，专业要搞得深和牢。不能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也不要怕困难，要知难而上”。吕老的谆谆教导，“提要钩玄”，指点迷津，使我们大获教益。
　　有一件事令笔者终身难忘。吕老给“五九班”学员讲中国通史课时，教研室分配我担任讲课的板书工作，即在讲到一些重要而又生僻的名词概念、历史事件、名物掌故时，要及时在黑板上写出来，以帮助学员理解。我接受任务后感到惶恐不安，因为吕老是学问大家，讲课庞征博引，涉及的知识面广，恐难承担得了。加之湖南口音不好懂，心里更没底了。得知这一情况后，吕老鼓励我说：“不要怕嘛！毛主席讲过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话，写板书也是一样。首先要有信心，认为一定能写好，有必胜信念。具体到如何写，也就是在战术上，又应当重视它，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说：“在我每讲之前，你要先熟悉一下我要讲的内容，把郭老、范老的书也翻一翻，判断一下哪些要写，哪些可以不写。写多了容易喧宾夺主，写少了又会影响学员的理解，关键要把握好一个合适的尺度。要做到心中有数，个别写不出来甚至写错了也不要紧，也不算丢面子。谁也不是神仙，神仙也有错嘛”！吕老一席话使我如释重负，经过认真准备，较好地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