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深表同情地对我说：“你们学者整日待在书斋里，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很感谢这些人的好心，但我也觉得很好笑：我从没觉得什么辛苦，我是在做我所最感兴趣的事。当下有一种关于幸福的解释：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他的兴趣相一致，他就是幸福的。向我表达同情者大约永远也无法理解：怎么能把枯坐书斋当作幸福呢？
　　但是，常人不知、凡人不晓，学者自有学者的快乐。
　　学者的快乐就在于思考。当夜深人静之际，就是学者放纵思想的奔马、驰骋于精神世界的浩瀚宇空之时。人的身躯受凡尘束缚，自由有限，人的精神却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无限。当你思纵万里，神游八荒，穿行于远古、未来，回翔于人间、天堂，或沉心于探究宇宙之起源、人类之由来，或凝神于辨析理论之真伪、主义之虚妄，自由张扬的魂灵，让你感受到心情愉悦、血脉欢畅。
　　和先圣贤哲为伍，穿越时空与圣哲们对话，更是一种不为常人所能体验的快乐。试想，在夜阑人静的秋夜，细雨洒落在窗外的梧桐树叶，沙沙、沙沙之声轻柔不绝，宇宙在这轻柔中显得无比的安详、净洁，你阅读着卢梭的《爱弥儿》，忽然从心底领悟到思想家的名句——“良心是灵魂的声音”“良心始终不顾一切人为的法则而顺从自然的秩序”——所表述的思想之深邃、精彩，那种无与伦比的喜悦顿时充满心田。或者，在皓月当空的夏夜，月光如银淡染着校园的玫瑰花丛、白杨树叶，林中风轻蝉鸣，天空群星争灿，你阅读着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想起哲学家的著名感慨——“世上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加以深思，心中就越是充满对它们的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顿时心中涌动起与当年老哲学家心中同样的对星空和道德的赞美和敬畏。此时，心底的空灵、圣洁所滋生的美感、欣悦绝非人类的语言所能描述。
　　在人类史上，古代先哲、思想家，是上帝创造出来、专为人类开辟智慧之路的先驱者。他们把自己对宇宙的认识、社会的理解、人生的感悟、思维的洞察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传承给后世的经典，让后世继承他们的知识和智慧，使后世不至于在精神的荒芜中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愚昧、野蛮的行径，使人类的文明在一代一代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中成长、发展。作为当代的学者，能够经常同古代先哲为伍，能够经常从他们那里获取知识和智慧的滋养，从而使自己灵魂升华的同时也变得智慧起来，这是何等的幸运之事！古希腊人把智慧视为人所应当具备的仅次于正义的德性。所罗门王因智慧超群而备受人们称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释迦摩尼等圣人贤哲因智慧而被各自的民族顶礼膜拜。现代各民族的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智慧之争——哪个民族拥有最优秀的人才、能产生最超群的智慧，那个民族最终将胜出。所以，只有重视智慧的民族，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民族。
　　学者不仅是人类知识、智慧的传承者，也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推进者。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物质的进步，更重要地表现为制度的进步。而衡量一种制度进步或落后的主要标志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正义性。但是，正义是什么？何种状态的制度可称为正义？对这样的问题，绝非只关注于物质需要的凡夫俗子所能回答。即使身为学者，回答这样的问题亦非易事。如果人类史上没有产生过一大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充满使命感、以至对“正义”这样极为艰难、极为抽象的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惜奉献自己毕生精力、穷其全部智慧去思考和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的一群似傻如痴、前后相继的思想家，人类对正义问题的认识就永远只能处在蒙昧无知、茫无头绪的黑暗中。如果没有对正义的认识为理论指导，人类的制度永远不可能进步，人的幸福也就是空谈——大多数人永远只能在不公正的制度下蒙受苦难。所幸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大批这样甘为探索“正义”而献身的思想家。他们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是他们孜孜不倦、日积月累的思想汇集，形成了人类日益接近于对正义的真理性认识，并由此引发人类社会制度的逐步改革、进步，使我们生活于中日益增加舒适感。那些在对“正义”探索、认知的荒原上披荆斩棘、艰难跋涉的思想家们并没有、也从未期望从他们为之奉献的其余的人类那儿获得物质回报，他们中许多人终身未娶，许多人终身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们为自己在思想探索中获得的知识成果感到满足，他们为自己能够在人类关于正义的知识大厦上增砖添瓦感到喜悦。这种因获知真理、因奉献人类而得到的高尚的满足、快乐是那些终身反复感受着低层次的感官满足和快乐的人所永远无法体验和认知的。
　　在精神上和圣贤们相伴的人是真正有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