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山，中央党校政治学法学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理学、政治学、宪法学、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审判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常务理事。代表作有《法理要论》（专著）、《义务先定论》（专著）、《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合著）、《西方法学名著精要》（教材）等。


有无文明转型的自觉性认识，使得各个国家的经历大不一样
　　记者：张老师，您好。据我了解，您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在法学领域提出以三人社会为基本支撑模式、以正义为主题的法理学框架；在政治学领域，就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问题，阐释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的概念含义上的区别；在历史学领域提出全新的“商工文明”和“文明转型”概念。当前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张恒山：当前我最关注的是中国的文明转型问题。
　　记者：在介绍中国文明转型之前，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人类文明转型的状况。
　　张恒山：自16世纪始人类开启了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商工文明虽然发端于西欧地区，但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发展成果。商工文明是一个完整的人类思想、生产、生活、组织管理的文明形态，它包括思维方式的理性化，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交换方式的市场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分配方式的普惠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政治组织的民主化，社会管理、交往方式的法治化，发展趋势的全球化等要素或特点。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等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单一概念都不足以表达商工文明这些丰富的含义。虽然到目前为止，实现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只是少数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商工文明在社会的认知思维方式上、社会交换生产方式上、社会掌握的能量转换方式上、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上，与农耕文明相比占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它已成为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
　　自从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商工文明时代，各个国家、民族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不可避免地要向商工文明转型。但是，有无文明转型的自觉性认识，使得各个国家、民族在转型的道路上的经历大不一样：有自觉性者在文明转型的道路上走得会比较平顺，无自觉性者，走得比较曲折。

制度建设滞后只是现象，其背后是人的思维方式问题
　　记者：那么在文明转型的道路上，中国的特点是什么，遇到的问题是怎样的？
　　张恒山：近代史表明中国人始终缺乏对世界性文明转型的自觉认识，以至在被迫走上文明转型之旅途时，仍频频回首、深情眷念自己在农耕文明时代的“辉煌”。正因为脚向前走、眼向后看，所以我们在近代史之路上走得艰难曲折、磕磕绊绊。
　　我们不相信新生的、以商业主导的商工文明远远领先于旧有的、以农业为主导的农耕文明，在无知愚昧中张扬着对外国、对西方的鄙夷和傲慢，结果被先行进入商工文明的民族打得鼻青脸肿之后才勉强认识到需要师夷长技。
　　我们不相信新生的商工文明是一个完整的文明形态，不懂得它是一个由思维方式到价值理念、由工具技术到交换生产规则、由组织形式到法律制度构成的一个环环相扣的组织系统，一厢情愿地希望采商工文明技术之精华补农耕文明力量之亏虚，甲午海战的结果却证明商工文明技术成果鲜活的枝叶不可能被接活在农耕文明观念制度垂朽的腐根之上。
　　当一个民族在世界文明转型的大潮中处于落后状态、前途迷茫、生存权利岌岌可危时，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的引路就是至关重要的。所幸中华民族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最初由民族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有着强烈的服务于中国人民利益的道德意识，有着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灾难、贫穷和屈辱的深沉使命感，有着学习最接近真理的理论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愿望和热情，有着首当其冲、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使得它能够吸引中国人民追随其奋斗前进。在历经艰难曲折、浴火流血的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筑了中华民族实现文明转型的基础，成为引导中华民族文明转型的引路人。
　　但是，当一个民族整体上还处于农耕文明的思维状态中时，由这个民族中产生的最先进分子也不可避免地部分地带有农耕文明的思维特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以模糊认知为基础的非理性思维、以圣贤为理想的非民主政治、以人治和亲情为主导的非法律治理，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们抓住了市场经济这个当代文明之根，在经济建设方面呈现出腾飞式的发展，但我们在整体的制度建设方面还不健全，尤其是法治建设还相当落后。
　　记者：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待现代化？
　　张恒山：是的。在我看来，制度建设滞后只是现象，其背后是人的思维方式问题。
　　记者：那么思维方式的问题出在哪儿？
　　张恒山：中华文明的长远发展，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思维方式问题。我们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创造出那个时代最辉煌、最灿烂的文化。但这也成为我们的巨大的包袱，使我们不愿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缺陷。尤其是，我们不愿反思我们这个民族至今秉承的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我们现有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仍然是由我们祖先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的、形成的。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无规则性。其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大多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对外在事物的直接体验、超验的直觉、浅近且粗劣的推理、无规则的联想和猜想。这种思维并不追求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而是重在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譬如中国传统上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作为农耕文明的思考成果的语言概念常常是模糊的，不可精确定义的，从而也是难以学习、传承的。由农耕文明的思维方法形成的知识包含着大量的扭曲的映像、错误的观念。而当这些知识、观念被人们用来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或依据，并且这些行为又成为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时，它们通常被神圣化，从而禁止人们对它们加以怀疑、改变、纠正。所以，农耕文明的知识积累、增长缓慢。
　　记者：具体而言，中国的传统思维有哪些特点？
　　张恒山：在认知外在事物时，不追求精准、真实、全面认知，而是满足于感性认知，满足于第一手的感性印象。甚至在对外界事物并无真实认识的时候，靠着自己的近乎巫咒似的想象去描述对象物。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精英，其对洋人的认识也不乏想象之神奇。他认为，“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其一厢情愿的想象跃然纸上。
　　在理解外在事物相互联系时，不愿费心思考、探索其相互的真实的因果关系。只要两个现象先后相继出现，我们就认为它们有因果关系。乌鸦飞过，叫了一声，然后我摔了一跤，就认为是乌鸦作的怪，从此认为乌鸦是个不吉利的东西。在传递认知成果时，不重视概念定义、界定。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基本上不关心一个概念所对应的现实现象是什么。在阐释自己的观点、看法时，不重视逻辑论证、推演；只提论点、看法，不讲该论点看法的由来、理由。
　　所以，当代中国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倡导理性思维，或者说，要倡导思维方式的理性化。
能否真正实现向商工文明的转型，从根本上就是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思维方式的理性化变革
　　记者：那么，什么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
　　张恒山：思维方式的理性化是商工文明的首要特征。思维方式理性化是指在人们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探索中、在自我决定做或不做某种行为时都要遵循理性思维规则的要求，作符合理性的思考。理性既是指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也是指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它可以被分为认知理性和行为理性（实践理性）。
　　认知理性是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商工文明时代的哲学家对理性认知的强调，表明了商工文明时代的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对外在事物的正确认知。为了保证对事物的正确的认知，商工文明时代的思想家们力求将理性思维方法规则化，力求将理性思维所运用的回忆、对比、联想、分析、综合、归纳、推理、假设、演绎等思想方法得以明确化，力求使用以表达认知成果的语言概念与其意图表达的现存事物、现象形成准确对应，并进而通过感官的更高层次上的感觉、体验去检验理性认知成果与其意图表达的实存事物、现象的对应性、准确性，以至使这种思想方法、思考成果可以被学习、转述、运用，从而推动了理性思维的普遍化，加快了真理性知识的增长、积累、普及。
　　商工文明时代的知识的迅速增长、积累、传播，使得处于商工文明形态中的人拥有比处
　　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多得多的知识，所以，处于商工文明形态中的人显得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聪明得多：他们掌握着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所完全不懂的自然奥秘；他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全面、更正确地认识、把握复杂事物和现象；他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有更长远的预见、设计；他们可以有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精准的计划、安排，等等。一句话，商工文明形态的人的思维方法的特点，使得他们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无论在个体上，还是在群体上，都拥有巨大的知识优势和力量优势。这是农耕文明无法与商工文明竞争的根本原因。
　　理性的另一含义是指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这种理性可以被简称为行为理性或实践理性。在行为理性支配下所作出的行为被视为理性行为。理性行为的第一要义是追求自我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行为人的行为选择准则是，或者在成本代价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或者在获利的量值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降低成本代价。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既降低成本代价、又获得更大利益。
　　商工文明的到来，首先启动于人们对财富、利益的重视、追求。商工文明初启时代，行为理性思维所倡导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同新教教义所倡导全力致富以成为上帝的好选民之义务相得益彰，殊途同归地驱使人们全力牟利致富。人们遵奉这种理性思维原理，力求行为的理性化，在生产、生活中，处处追求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效果，从而在各种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效率性。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的行为选择并不以理性为主导。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的生活哲理并不强调对财富、利益的追求，而是倡导小富即安。以至农耕文明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精力、热情投入到致富的事业中。此外，农耕文明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强调某一单一的价值目标，而不去计算成本代价的得失。全国大炼钢铁是这样典型范例。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是这样的典型例子。直至今日，许多地方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建城市广场、搞经济开发区，在付出大量的成本之后毫无收益，仍然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非理性思维。还有以对干部的GDP考核作为干部政绩升迁的唯一标准，仍然是农耕文明的非理性思维范例。
　　结合认知理性的知识成果的积累，处于商工文明形态的人运用行为理性思维机制显得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更精于算计。它们可以在单位时间里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它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它们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而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用较少的原材料、能源；它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多样化地利用资金去谋利。
　　另外，商工文明时代人们对理性思维的运用，使得他们形成一套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则。理性使他们发现，在各自的逐利活动中，为了使相互利用、相互协作的关系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必须共同遵守一些行为规则。这些理性规则在某特定事件上对某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是一种不利的限制，但对这个人与其他成员的长期交往而言则是有利的、必需的。这些理性规则对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种行为限制而似乎不利，但对整个社会的交往而言，却是减少了交往的阻碍，避免了相互损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中因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成本，以至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获得自由。所以，商工文明时代的人们高度重视法治，普遍遵行守法诚信。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或具有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人看重的是人情，而并不重视规则。不守法律、不守规则导致缺乏信任。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们难以通过互助协作而获利，即使形成相互的交往，也要付出巨大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追究成本等。因此，在人口数量相等、其他自然条件相差无多的情况下，处于商工文明状态中的人比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可以更轻松的心情相互交往，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可以通过更普遍的交往协作而获得更大利益。
　　记者：刚才您谈到商工文明较之农耕文明，其理性思维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长处，那么我们在倡导商工文明的理性思维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张恒山：理性思维并非没问题。譬如，脱离人类的良知，理性思维可能带来灾难。同时，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与宇宙之广袤、世界之复杂相比总是微渺的。所以，依据有限的认知能力获得的既有知识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人类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可能就是在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主导下的行为后果。但是，由此预言人类新的文明即将到来则属于无根据的臆想。人类的生产目的、价值追求、生产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同样是在理性思维的认知能力拓展的基础上的变化。商工文明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文明形态自身会不断发展，不断解决自身的问题。但理性仍然是这一文明形态的思维主导。凡是尚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国家、社会，除了自甘落后，不能以现代商工文明社会发生的问题为理由拒绝自身的文明转型，也不能以所谓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之臆测为依据拒绝向商工文明学习。而凡是向商工文明学习的，首要的是学习商工文明的主导型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任何一个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国家或社会，其是否真正能够实现向商工文明的转型，从根本上就是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思维方式的理性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