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华中师大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已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正着手筹备“章开沅先生荣退座谈会”事宜。（“资深教授”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头衔，享受与两院院士同等待遇。章开沅是华中师范大学目前仅有的两名“资深教授”之一。）这应该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以来，第一位响应中央《决定》号召，自我革命，以身示范的学界大师了。一方面，我们为章开沅教授这种主动请辞、自我革命的行为表示钦佩和叫好；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质疑：第一，仅有章教授一人的表率，这“榜样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学界的见贤思齐者能够鱼贯而至吗？第二，这种主动请辞，靠的是当事人的自我觉悟与良知理性，如果其他人都做“沉默的大多数”，缺乏这种自觉怎么办？第三，难道只有学术界的“制度天花板”需要打破，公务员队伍中的“制度天花板”就不需要打破吗？
　　写到这里，笔者首先想到了两个人、两句话：其一是清华前老校长梅贻琦的治校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二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总是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是建国几十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为之灵魂震撼！
　　毋庸置疑，大师是大学之魂，没有了“大师”的大学，充其量只能是一具“空壳”。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大学越来越“空壳”化了呢？毫无疑问，是体制，是长期以来事业单位越来越行政化的体制，是全社会日益严重的“官本位”，是固化利益抑制创新的“制度天花板”。
　　只要稍作调查，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大学里，存在着许多的“怪相”：其一，行政权力大于一切，谁官大谁排前面，闹得几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也司空见惯；甚至在某些庆典上，出钱多者也可以排到著名学者教授的前头。而且谁有官位谁就拥有资源，谁地位高谁就通吃，除了课题还包括各类荣誉。其二，大量的学术成果相互克隆，学术的原创性越来越少，学术质量越来越低，学术腐败也屡禁不止。其三，一旦评上了“资深教授”和“院士”，就进到了终身制的“保险箱”，至死也不用摘掉。全然不管他是否一直“躺在成果功劳簿上”。曾被誉为“当代毕昇”的两院院士王选先生生前就曾感叹，“现在靠虚名过日子”。“自己38岁时，在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处在最前沿，但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今年自己68岁，虽然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著名科学家秦伯益曾辞去院士一职，他说，“‘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人们真的喜欢观赏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吗？”“我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章开沅教授在谈到请辞“资深教授”的原因时也说，现今大学，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诸多学术上的不公平，“不当这个‘资深教授’，更多的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否则大学没有希望。”
　　所有这些，都一针见血，直击当今中国高校的一些积弊：一是权力压倒学术，“拜官主义”充斥校园；二是利益重于学术，“拜金主义”弥漫着校园；三是“制度天花板”严重，缺乏创新与活力。是到了向旧体制宣战的时候了，沉珂积垢不除，“钱学森之问”将永难破解。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实施细则的相继出台，院士“终身制”的“制度天花板”将被打破。不管“请辞”与否，“定期考核制”和“到点退休制”一定会带来学术的春天。
　　同理，目前广受诟病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不高、服务水平低下、外在形象不佳；一些重要部门、重要岗位、重要工作被不称职、不负责、不作为的公务人员占据；行政机构过于臃肿、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甚至玩弄权术、吃拿卡要等现象也一定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逐步落实、随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而得到有效治理。公务员“终身制”的“制度天花板”也终究会被打破，公务员队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机制，将让平庸者从岗位上退下来，不称职的公务员将被清理出去。一个精干、高效、廉洁的新体制将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作者单位：湖北省潜江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