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曾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朝历史素来极受中外历史学家的关注，从日本的内藤湖南到法国的谢和耐，特别是宋朝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进步，都得到了全世界学者的赞赏和肯定。“四大发明”几乎成为宋代中国的最响亮名片，马克思称赞说“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更是毫不讳言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虽然西方思想界常常将中国文明视为西方现代的一个起点，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却认定所谓现代文明完全是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西学”），与古代中国不仅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反义词。这种吊诡的事实说明，人们对历史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差。
　　数年前，吴钩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沉迷与探勘，《隐权力》这本13万字的小书也算其厚积薄发之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利用古今中外的正史野稗和前人笔记，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细致地爬梳了宋朝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从而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宋朝。
　　吴钩在书中，常常采用现代名词来与历史案例相对照，这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相关性更加真切，特别是对一本解释现代（近代）性历史的书来说。比如，开放皇家园林为“免费”的“公园”，举行捶丸（类似高尔夫）、蹴鞠（类似足球）和相扑等“体育活动”，其他如“福利”“临刑关怀”“合法权益”“程序”“产权”“NGO”“CEO”“凯恩斯政策”等等，甚至还有“城管”“强拆”和“公款吃喝”之类。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历史中的宋朝，也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
　　从这里说，文明没有时间的差别，也没有地域的不同，文明作为人类的共性，同样适用于中国人，甚至是中国人的创造。历史是最好的启蒙，从历史中发现人的尊严，甚至发现一个藏在《清明上河图》里的“和谐社会”，这可能是这本书最让人惊喜的地方。
　　正如作者所说，对历史“不能预设立场”，更不能想当然。作为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帝国，宋朝仍然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已经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巅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进步是文明的最大标志。遗憾的是，这种现代文明最终毁灭于一场游牧民族的全球征服运动，不仅“崖山之后无中国”，整个人类文明也一度跌落低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镜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不仅是汤因比和马可·波罗他们的梦想，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毫无疑问，宋朝中国几乎将一个中国人最多的梦想变成现实；或者说，它以其文明与理想实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梦。（2014年第25期《南都周刊》杜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