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读者走进书店和图书馆，各个学科的国外学人著作的中译本已经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相比之下，在国外的书店和大学图书馆中，中国学者的英文版著作却难得一见，这一反差也说明了中国需要推进软实力的迫切性。因而，如果将笔者英文版专著的出版置放到中国影响力扩展的大背景下去讨论，其关注点自然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需要看到英语世界的需求，看到国外读者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是相当感兴趣的，这当然与近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增长有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因素，我的《走向民主化社区》一书在商讨出版期间，有不只一家国外出版社来电子邮件主动洽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外学术界和读者希望看到中国学者作为亲历者来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和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更需要看到，在中国国力日升的过程中，作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国需要在国际讲坛上大力推介其发展的新鲜理论和经验，需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使用英文写书出书来讲述中国故事无疑是重要一环。而且，中国学者社团中已经并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既然渠道和能力已经具备并正在拓展，那么让中国学者的英文著述多起来的关键就在于转换不发达心态和适当的制度激励。所谓不发达心态不外是指重视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看不到中国人使用英文写书的能力以及不断拓展的出版渠道等等，以为这些事都是遥不可及的。
　　强调制度激励，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用外文写书出书得到支持和鼓励，包括资金、成果评价以及拓展外文出版的国内外渠道等等。道理很简单，一个中国学者使用英文著书立说，要让人家看得明白并且能够邀约出书，其难度和所耗费的精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对这样的勤奋缺乏制度激励，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这类事倍而功半的“傻事”，这当然对中国学术作品推向世界和彰显国家软实力不利。
　　就成本—效益而言，对国人出版外文专著缺乏制度激励也是短视之举。试想从中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有那么多的人花费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来学习外语，而且在职场上又有各种各样的外语考核包括高级职称考试等制度举措。然而，当多路助攻的球已经到了大门口，恰恰是在“临门一脚”的关口——需要日益增多的中国人能够面向英语世界著书和讲演，这些最能展现英语学习成果的环节和有效展现中国软实力的领域——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对射门的激励却没有了。这岂不是功亏一篑？
　　以上无非是在说明，当渠道和能力已经开始具备，加上观念更新和制度激励，要看到在国外的书店、大学图书馆和网上书站，各个学科的中国学者的英文著作能够多起来并非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同时，将外文著书和软实力联接起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理由还在于，当日益强盛的中国希望世界能够更加客观地和公正地看待其发展，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除了需要一些国外学者和国外媒体的声音，更为宽广的和主动的渠道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使用外文著书来多方位地讲述中国故事，帮助世界来了解中国。
　　很可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潮流所向，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明确将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规范的英文著述视为高等级的学术成果，这一制度设计是推进中国软实力增长的应有之意。当然，要持续地激励更多的中国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包括相关部门、国内外出版商的积极参与以及系列化的制度激励。
　　不仅如此，随着在国外的书店、图书馆、网上书站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外文著作来多层次、多学科展示中国的发展，其浩荡的潮流所向，人们不时听到的几个诋毁中国的声音，也就不足为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