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清代政治家魏裔介指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将风气建设和选贤任能并列起来，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尚属首次。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说过：“校风是一个学校内的人物在各方面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
　　校风形成历时漫长。我国经历了人类文明史特有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制约着历代求学执教之风。儒家学说中“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业精于勤荒于嬉”“学而优则仕”等论述，对我们今天的校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因而“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校风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下跃然涌现；杨贤江先生提出学校培养的人应该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有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有丰富生活的好尚和习惯”，至此，“严谨”“求是”的优良风气开始在中国高等院校形成。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环境极为艰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南联大力主“刚毅、坚贞、自强不息”；还有一些高校倡导“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的风气。
　　党校校风是在党校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党校人所认同的、体现党校独特的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和精神风貌。她是党校办学理念和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是党校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高度概括，是党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良好的校风能够增强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凝聚力、自信心、自豪感、归宿感。
　　党校发展历程中历来重视校风建设。在瑞金，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旧历史，当时党校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风气值得称道。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校长的中央党校一直被视为“红色摇篮”和“革命熔炉”，他们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实事求是”校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党校的方向和旗帜，是党校校风文化的基石，也是对党校校风的拓宽、延伸和具体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校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面对面地向抗大学员授课，亲切自然、平等交流，求知、民主、创新的校风融进了抗大精神，成为立校之基、育人之本。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创办的马列学院，为党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干部和宣传干部，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的党校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他明确提出，要把中央党校办成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如今，中央党校大礼堂的两侧，还分别写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校风是党校文化建设的基石。毛泽东同志说：“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党校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以端正党风为出发点，以端正校风为核心，强化学风、改进文风、改革教风、转变作风，始终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校校训、坚持党校姓党的党校校魂、坚持担当使命的党校基石、坚持从严治校的党校校规。党校校风要成为党风建设的排头兵，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讲话指出：“把从严治校作为党校各项工作的重要方针”，只有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培育清正廉明、清风正气、清新致远的校风，党校才能成为党风建设的“领头雁”“排头兵”“奠基石”。
　　校风建设，重点是“正”、关键是“树”、目的是“促”。“正”：通过摆正观点、提示提醒、治病救人、纠正错误，达到匡扶正气、扬清激浊、修元正本的目的。“树”：通过树新事、树新人、树新风，达到爱党爱校、团结友善、积极向上、崇尚学习、严格有序、生动活泼的目的。“促”：通过展示党校发展成果、团结和谐的精神风貌、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达到促进团结、促进和谐、促进发展的目的。
　　“历史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有时穿过尘埃，有时踏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径丛林。”请相信：校风是无形的精神力量，可以振奋精神、激励斗志，迸发出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革命精神。党校人要以一流建设为目标、以一流形象为愿景、以一流作风为品牌，大气、大度、大方，正心、正业、正品，同心、同向、同步，共成党校事、共筑党校魂、共圆党校梦，创造党校的精彩、奇迹和辉煌。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