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曲，藏语意为“黑河”。这片地域在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唐古拉山脉之间，草原苍茫，地势高峻，又被称为“羌塘”，意为北方旷野，其经济形态和文化特质是典型的牧业经济和牧业文化。能够到那里从事各种调查研究将是一次难得的学术体验和经历。那曲作为一片学术研究的“处女地”十分吸引学人，但因其环境的恶劣又往往让人望而却步。
　　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藏北牧业社会变迁：达村和宗村牧民权利享有的人类学考察》（该书2013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课题，本书作者郎维伟、赵书彬、张朴等人，先后4次去往藏北高原海拔4550米的达村和4750米的宗村进行田野调查，他们克服在高海拔地区田野调查的种种不适，真实记录和理解藏北牧民的社会文化变迁，通过客观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把一个村落社会作了比较详尽的解剖，其认真刻苦的学术态度值得充分肯定。
　　人权研究和人类学调查是当前藏族社区研究的两大重点和热点。该书以人类学的视角和深描方法对藏族牧业社会的人权享有进行考察研究，用第一手生动的案例、鲜活的故事和令人信服的数字，充分展现了藏族农牧民在享有民族权利、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妇女权利方面的真实情况，充分反映了藏族民众享有人权的事实，同时也批驳了西方一些学者近年来对西藏人权状况的蓄意歪曲。这是一部用事实说话，有的放矢，不落虚空的学术成果。
　　人类学的深描法由格尔茨提出，这一方法为人权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使得人们对于人权的观察可以回归到有着复杂社会生活关系的多样的主体上。利用人类学的深描方法来观察人权可以有以下几个角度：人权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文化群体；这一文化群体的社会生活什么样；人权内容在这个地方是如何具体呈现的。对这些内容，该书都做出了非常生动、细致的描述。具体来看，该书有以下特色：
　　首先，该书从理论上阐释了民族是在一个文化或社会体系中具备自身文化特质的群体。群体的认同要素被视为民族构成的最基本的特征，民族享有这些特征的权利，既是一种文化权利，也是一种民族权利。该书把这一研究框架放到藏北牧区村落社会去考察，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视角界定民族权利客体，表现民族特征的文化和认同，另一方面在人权的意义考察不同文化特征的完整呈现，这很好地展示和表明藏族牧民享有自己文化特质的权利。
　　其次，该书对人权客体做出了具体化、场景化呈现。比如把藏族牧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放在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中观察，就会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是村民公民权和政治权具有说服力的表现形式。该书指出新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旧西藏牧区部落社会的头人管理存在根本上的区别：在社会管理主体上，旧的管理主体是享有特权的头人和牧主阶层，广大牧民处于被统治的状态，现代的自治主体是广大牧民自身，主体呈现主动性、平等性和普遍性。在社会管理方式上，旧西藏是在严酷而且有等级区分的偏重于习惯法下的人治，残暴而随意；新西藏的自治则是在现代民主、法律秩序下的因俗而治，既尊重牧民权利又严格遵循程序。在社会管理内容上，旧西藏以摊派、差税、徭役为主，现代的自治则以改善牧民生产生活、保障牧民各种权利享有为目的。总之，村民自治下的牧民人权享有就是按民主的秩序来组织村民，在国家制度和地方法俗文化并存下协调好两者关系，对外适应，对内整合，自主管理村民各种事务，力求村民公民权、政治权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享有的最佳化。
　　再次，该书是藏北人权享有状况的一本“民族志”资料。全书既有整体逻辑关系的分析框架，又有“主位”和“客位”的细微观察，资料的获取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十分翔实，涵盖政治场景、牧业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生活、亲属关系、宗教等各个方面，是十分难得也十分全面的实证依据。通过阅读这份田野调查成果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藏北社会的变迁，更有助于了解藏北牧民人权享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最后，这本书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的调查形成呼应，使藏北牧业社会的研究线条和谱系更加连续和完整，构成了跟踪调查的重要环节，较好地记录了藏北牧业社会巨大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制度变革。本书不仅对藏北牧业社会的人权研究具有开拓性价值，也在人类学的应用和理论研究上有着很大的贡献，对人们关注藏北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进一步推进这一区域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