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初，我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著名的左联作家何家槐先生是教研室主任。他细高个儿，戴一副黑边眼镜，讲一口浙江义乌话，激动起来横眉立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由于研究鲁迅的功夫下了不少，潜移默化，语句中常常带有尖锐泼辣的讥讽意味儿，如果是脸皮薄的听了，还真的忍受不了。他住的南院（现在《学习时报》所在地）山清水秀，格外幽静，在人工湖北岸一栋楼的一层有他的住所，西头是他家的卧室、厨房、卫生间，东头则是书房兼办公室，一排书架摆放着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何家槐先生著有：小说集《暧昧》《寒夜集》《竹布衫》；散文集《稻粱米》《怀旧集》《冒烟集》《旅欧随笔》杂文集《寸心集》；文学评论集《一年集》《海淀集》《故事新编及其他》《鲁迅作品讲话》；还有《作文基础知识讲话》。译著有：福克斯的《小说与人民》、席建诺夫的《论俄国作家》、伊凡诺夫的《建设斯大林格勒的人们》和《七个铜板》。我到他家去过几次，很羡慕他的书房的那种书香气氛。聆听他的淳淳教导，回想起来，犹在昨日。
　　当时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要有文艺理论课、古文课、写作课等等，经常邀请校外有关的专家来讲课，如郭沫若、何其芳、俞平伯、季镇淮、老舍、唐弢、朱德熙、林焘、王力、游国恩等。我们这些青年教师跟着听课，受益匪浅。何家槐是著名作家，年青时才华横溢，又有外文功底，到党校后撰写了一本《作文讲义》。他的“讲义”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结合古今、资料丰富，联系中外、重在实用。由于他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读的书很多，知识相当渊博，讲起写作课来头头是道，顺理成章，我们听起来很受启发。我渴望得到他的指点，就把大学读书时发表的一些散文、小说送给他看。我的散文《望儿山》描写的是大学时代在辽宁盖县望儿山下摘苹果的劳动生活。过了些天，他指出，写这类文章应当注意什么，开头结尾应当互相照应，文章要写得有趣味，要有文采，引人入胜。鲁迅写了许多凡人小事，都非常深刻，为什么？一是观察敏锐，二是善于表达。多读书，勤练笔。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话语，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在党校讲的第一堂课是辅导《庄子 秋水》。课后，我把当时的讲稿整理成三篇文章，即《对“庄子秋水”的几点理解》《庄子无为试解》，先后在《光明日报 哲学专刊》上发表。《庄子有阿Q精神吗？——与关锋商榷》发表在《江淮论坛》杂志上。文章发表时，我23岁左右，何家槐看了很激动，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语，其中一句是“我们教研室出现一个庄子小专家”。“文革”后，我又陆续地出版了三本关于《庄子》的著作，我在撰写过程中经常想到何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
　　何家槐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有两件事难以忘怀。一是背古文，二是办壁报、办《练笔》刊物，重视批改学员作文的工作。当时李熙波负责背古文一事，一天，他把我们十来个青年教师集中在一起，要求每人都把贾谊的《过秦论》背一遍。记得当时李郁荪背得最流畅，我们一个一个也都能过关。《过秦论》的确是一篇传世佳作，它就是“论秦过”，阐述秦国灭亡的原因。描写秦王朝兴起，势如破竹，锐不可当；阐述秦王朝灭亡，风云突变，急转直下。文风雄健，铺张对比，波澜起伏，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些精彩的名句写得是何等晓畅淋漓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讲课、写文章，经常要引用古典名篇佳句，脑子里多装点东西，还是很有必要的。如今，我们都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近几年，我每天睡眠之前还要背一背刘禹锡的《陋室铭》、欧阳修的《伶官传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篇章。适当地背点古文，防止大脑衰老。何家槐先生强调多读书，要有牢靠的根基。这无疑是一番忠告。他经常在教研室会议上感慨“眼高手低”。我们教研室会议室在当时的14楼一层。何先生倡导在会议室内办个壁报，每个人都要写篇稿子，有写读书心得的，有写生活杂感的，篇幅都不长，让孙乃沅负责收集稿件。我当时写了篇影评。一次教研室开会，何家槐大发雷霆，认为壁报上的稿件不像个样子，都不够档次，缺乏精彩的篇章，缺乏闪光的思想，文采平平，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陆钦的那篇稿子，连电影的内容都没有写清楚”。把我们说得无地自容。他真的发火了，跟照片上的鲁迅先生恼怒发火的样子很相像。现在回想起来，他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话语，都是希望我们能有过硬的本事。何先生的苦口婆心，都是为了工作。他倡导的校内铅印刊物《练笔》，大16 开本，选登学员作文，让我们评析优劣，道出短长，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我记得当时从学员作文中选了一篇作文，是曹宪文写的杂文，品评优劣，登在刊物上。曹宪文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当时语文教研室设有写作组，由苗青、郗吉庆负责，专门负责批改学员的作文。每个月，学员都要交一篇作文。学员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深刻的思想，但缺乏写作知识，写出的文章还存在一些缺欠。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接受过大学里的写作教学训练，但缺乏生活工作经验，缺乏生活的锻炼。因此，批改作文也是一种很好的取长补短的学习过程。
　　1963年11月，我被教研室派往通县去搞“四清”运动。不久，何家槐先生调到广州暨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听说，“文化大革命”时他惨遭迫害。我和何先生共事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但回忆起他的音容相貌，记忆尤深。他那种兢兢业业的执著精神，那种严格的业务要求，那种催人奋进的胸怀，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