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求真务实，原始察终

历史研究之美在于求真求实。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虽仅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无需详言，在现实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宣传中，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回避，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歪曲，有些事实甚至会被人为地篡改，从而极大地危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是一种有责任的、公共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应抱有任何偏见，既不能“因人立言”，也不能“因人废言”。它要求研究者正本清源，原始察终。它也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出于良知，排除干扰，努力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需要予以还原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我在这里仅述一个显例，即“问题与主义论战”。

今天，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激情批判，我所想到的最迫切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努力回到历史的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因此，我详细地研读了那份只出到第37期的《每周评论》。它真实地记载了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读后的心情自然是格外沉重的。着实令人感到惊异的恐怕是历史的批判者根本就没有对这份杂志有起码的尊重，他们并没有完整而准确地研读历史文献，就异常急切地抛出了毫无根据的政治结论。

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胡适在文章中的确重点剖析了“主义”，但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倒是抨击了“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说，近来北京的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他告诫时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胡适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 的讨论。

我注意到，胡适力倡建立科学的思想范式，不要盲目地迷信“抽象名词”，要从事实出发，努力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他特意从人的思维过程入手，列举了“清谈”“空谈”乃至“高谈”的不良思想现象，并将这种种现象归咎于“畏难求易”。针对于此，他专门阐释了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救方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念书手。”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本意，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说，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在《每周评论》第33期，胡适主动转登了蓝知非与他商榷的文章，并且专门加了按语，特别说明知非已将自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转载在《国民公报》上，而“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匡正我的原作”。我想，恐怕只有五四时代的学人才会有如此的气度，毕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如今，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用“两军对垒”的思维去看待一切，也就很难理解那时的学风了。

在上世纪的30年代，胡适对当年的讨论曾做过深刻的反思，但却表示不改初衷。他依然自信自己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抽象名词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