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韩国行政改革60周年。从1948年到2008年，60年的一幅长卷，记录了韩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印迹、路径、成果、经验。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先后执政的不同党派的十届韩国政府无一例外，因应形势要求，涉足改革创新。虽然速度有快慢之别，规模有大小之别，措施有急缓之别，却都是韩国行政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贡献，共同成就了韩国今日之现代化的公共行政。什么是现代化的公共行政？就是指一个政府，能够获得公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恪守依法行政，奉行公共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求，承担公共责任，接受公共监督。韩国行政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实践说明，对于政治、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管理旧模式的突破和新类型的建立，必须采取既包括行政改革、经济改革，又不能缺少政治改革的复合型改革策略。

回顾韩国60年的改革历程，与其说是持续不断的行政改革，毋宁说是以政治民主化引领行政现代化的过程。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由于时代局限，行政发展几乎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但即便这样，地方分权与自治的政治命题从第一共和国开始就被执政者高度重视并且一度得到第二共和国的立法与实施。而第四共和国为建立“维新体制”所进行的“庶政刷新”和“惩治腐败”，也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从第六共和国开始，在全球改革和民主浪潮的影响下，韩国的行政现代化大大提速。卢泰愚政府明确提出保障人权和增进民间独立，用民主行政取代家长主义政治，为实现地方分权而恢复一度被中断的地方自治法修订，随后又于1991年举行了真正的自治地方议会选举，为韩国民主迈出了重要一步。在1993以后金泳三总统执政的5年中间，韩国政府为医治“韩国病”，大胆采取了“公务员财产公开与登记”、“禁止军人干政”、“实施金融实名制”等政治改革措施，为根治集权与腐败，建立“新韩国”和实现民主政治做了重要准备。到1998年，经过50年的不懈斗争与努力，韩国人民终于实现了通过民主选举实现国家管理权力平稳过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伟大目标。随着金大中作为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的诞生，韩国正式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新时代。

民主制度的到来，不仅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使韩国行政改革发生了质的飞跃。此前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改革大都集中于单纯的政府机构改编，且由于政治局限和时代局限，都基本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而在1998年以后，由于民主政体增强了政府的民意性、合法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再加上世界行政改革的经验启迪和来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终于推动韩国行政改革迈上新的台阶。首先是在理念上，无论是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还是新上任的李明博政府，都体现出民主制下的公共权力对于“参与的行政、服务的行政、责任的行政、效率的行政、透明的行政、廉洁的行政”的真正追求；其次是在改革措施上，不仅有以往的机构改编，而且还系统而全面引入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内容，无论是金大中政府在任内大力推进的顾客宪章制度、责任运营制度、绩效管理制度、外部委托制度、人事任用竞争制度的建设，还是卢武铉政府采取措施建立面向客户的民愿制度、开放行政信息以提高政府活动的透明度、改善政府业务方式和推进服务标准化、政府机构总额人工费用预算制度、以绩效评估为主的人事管理体系、灵活开放的职位更新制度，还是刚刚上任的李明博政府已经开始的“大部门制改革”和打造“具有开放、自律和创意精神”的公务员队伍的努力，都因为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而具有比以往更多的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

韩国经验说明，行政改革很难孤军深入。它不仅要受自身系统的影响，而且还要受行政改革外部相关环境的制约。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比较好的国家来讲，人们可以期待一个比较纯粹的行政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只需专注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创新和调整，就可能获得预期结果，比如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比较陈旧落后的国家来说，改革的关系显然复杂得多。在初始阶段，浅层次小规模的行政刷新因为较少触及深层矛盾，因而对于解决旧有体制的小弊端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扩展，旧有势力的根本利益必然要受到冲击，而这个势力是和带有人治色彩的政治体制以及不伦不类的经济体制连为一体的，这个以既得利益为核心形成的不良环境与行政改革之间所构成的紧张状态，一定会使改革的进程遭受干扰和阻挠。这是值得发展中国家改革者予以认真对待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