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6期《民主与科学》吴锡平的文章说，近年来，文化界借图书、影视等文化产品宣扬权谋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度形成热潮。出版界的类似《厚黑学》、《谋略学》、《历史上的智谋》、《权谋大全》《中华智谋》之类的图书出版物，大讲特讲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的政治权术之道：还有以《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孝庄秘史》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宫皇族戏，这些电视剧大多以壮丽的笔法渲染皇帝治吏、后妃争宠、大臣谋变等争权夺利的情节，其间不无对计谋权术的褒扬和艳羡成分。笔者认为，权谋文化产生于封闭守旧的时代，反映当时的政治关系、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观念，它与现代文明的大潮、民主法治的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人经常对“权利”与“权力”不分。他们对权力有着深厚的崇拜意识，当权者对权力爱不释手；没权者对权力魂牵梦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缺少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意味着财富、地位和荣华富贵，意味着一切。所以，“当官发财”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几乎被定义为一种天然的逻辑。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常常能从媒体上了解到“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官场上的竞争对手的新闻，可见权力崇拜意识之深厚。

对世袭皇权的虔诚尊崇必然导致君主至尊和清官情结，民众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缺少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也必然导致重伦理家族、亲情礼法，而轻视程序规则，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轻视法治，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刚性”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和“打折扣”。“清官情结”也好，“武侠情结”也好，其背后都是“人治”，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权威。

文章说，公民社会的形成首先依赖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意识包括权利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科学理性精神、道德意识、生态意识等，其中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是核心。它的建构最为重要和艰巨。

公民应该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的人格意识，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不是封建政治架构下帝王和君主赐予的，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而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文章说，观察和审视时下中国的现实，我们不难感到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任重道远；报载，河北省某县委书记为百姓修了一条山村公路，老百姓感其恩德，为他竖了一块“功德碑”。感恩对中国的百姓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近年来的每一部历史剧中几乎都能看到，但凡有清官去职或升迁，当地的百姓必是箪食壶浆、十里相送。这种感恩的风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泯，上面例子中的“功德碑”就是证明。共和国的县委书记毕竟不同于古代的清官。应该说，为民修路，是他的职贵所在，是服务意识的体现，而不是他对群众的恩赐，而与此相对应的，百姓绵延千年的感恩心态也应该就此退隐，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现代公民意识。这件事背后隐现的是当地百姓权利意识的缺失，而权利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一地区百姓的举动并非独有，事实上其他很多地方的百姓都有类似的情结。其背后蕴含的意味实在耐人寻味。这些场面的一再出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分析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点：一、长期的封建文化的遗存已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对它的消除和改变需要时间；二、一些地区贫困落后，教育发展不完善，百姓缺少研习、获取民主精神和意识的途径；三、新闻，和文艺作品的不良“教化”，由于某些新闻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自身公民意识的薄弱，其作品流于对世俗生活形象的展列，缺少现代的民主意识，难以和社会现实形成良性的互动。

影视作品本身的人文品质和价值取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文化观念的接受和形成。“文以载道”，无论是相对于剧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还是相对于影视本身的文艺作品属性，都担负着滨弃封建槽柏、建设现代文化的社会责任和人文道义。

然而时下流行的一些“权谋文化”作品大多贯穿着一条封建政治的主线——权谋术与驭人术—体现了一种低俗的审美景象。

“权谋文化”影视剧的盛行是创造者历史观和现代文明观的一次偏离和迷失，它对历史的想象采取了粗疏和放逸，对现代文明观念的倡导采取了漠视与不作为。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我们的历史里横躺着我们未来的秘密。”对历史的梳理和解读不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是为了烛照我们的今天和明天。不论是借助纸和笔，还是通过聚光灯和摄像机镜头，对历史的想象和书写都不能放弃以古为鉴、昭示未来的思考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