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党的建设的关键是思想理论建设，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但需要进一步解析的问题在于：对思想理论本身及其作用（吸纳外来的思想理论）应当有怎样的认知？如何才能解决好“知行”关系问题？

我一直认为，我们所熟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人探究，需要紧紧围绕着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背景，需要借助于中国的思想资源。我想到，孙中山就尤其重视认识论在党（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心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将“知行”问题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曾经从反思的角度告诫国民党员：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那么，其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平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引者注：此说出自《尚书》）之说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之说，鲜明地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反题，从而引发了多年的争论。

我认为，从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着眼，其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如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少奇一直十分关注着这一具有知行意义的“难题”。在他看来，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够”另一个就是党内有“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于后者，刘少奇评论道，“对于这种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什维克，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的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因此，他要求全党，“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同上，第376页）

在研究中，我发现：刘少奇在分析问题和阐述理论见解时，非常看中的就是联系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历史中展开思想，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将历史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认知方法之一。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刘少奇借着分析“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问题，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文字写书，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也讲到中国的事情，但讲得很少，所以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不是翻译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令天看来，刘少奇的这段话是何等明智、绝妙！他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命题（按时下普遍的说法是“提法”），而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理路（包括方法），一条赋予历史智慧的认知理路。

1948年7月，刘少奇同当时马列学院的学员深谈理论学习的方法和要求，他特别告诉学员：“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而当有人对要求学西方史提出疑问时，他明确地回答：“不学不行。因为学习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页）。

行文至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现时中已成定型范式的党的建设及其理论研究。如果说这种研究迫切需要注入理性成分的话，那么最应优先考虑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努力使已经被“习惯性”分离的“党史和党建”能够重新整合起来。顺便说一下，我在给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界定其研究对象时就试图全力突出这种整合。对于研究对象，我是这样表述的：“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文化赠变的特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应当说，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对象的界定上，特别强调党自身发展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得益于刘少奇的启示，也直接针对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