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各种版本（部分）

1940年春，郭大力开始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

《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四卷。它是由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历史部分编辑而成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完—部经济学手稿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从1861年到1863年，又撰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经济学手稿。这个手稿的一部分，后来由马克思重新做了修改和补充，成为《资本论》第1—3卷的内容；这部手稿中有关历史批判部分，也是当时马克思较早写成并整理得最细致的部分，构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把《资本论》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而把历史部分称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本来准备在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后，立即着手整理这部分手稿。但由于恩格斯年事已高且重病在身，就把这件工作委托给了考茨基。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在整理、编辑马克思的这部分手稿时，没有作为《资本论》第四卷，而是作为一部与《资本论》相独立的著作，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出版了。

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共120多万字，包括三大册，与前三卷的篇幅所差无几。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围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核心问题，不仅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个主要流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阐述和批判，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许多重要问题有着详尽的论述，是《资本论》前三卷的重要补充，是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文，才真正称得上把《资本论》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实际上，他在为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中，早就把全文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列人自己的计划，并且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黄洛峰等洽谈过此事。但是，他一直腾不出手，只是在《资本论》三卷出版并审校一遍之后，才有可能开始这项工作。由于王亚南另有研究计划，所以，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担，就全部落在郭大力一人的肩上。

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以考茨基编的、192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第五版为依据的。这时的郭大力，与10年前相比，不仅对马克思理论有了较深的造诣，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学说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在翻译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比之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还是比较顺手的。但是，在这段过程中，郭大力遇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首先是政治上不安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进行任何一种进步活动都要受到迫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更是非法的。这就注定了郭大力在政治生活上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1940年秋，郭大力应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的聘请，前往该院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当时，在林砺儒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广东文理学院具有一定的进步自由的风气，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讲授革命理论。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实行高压政策，国民党特务对于学院这种进步自由的学风恨之入骨，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大打出手，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在这种形势下，郭大力不得不与林砺儒等于1941年5月该学期尚未结束时提出辞职，被迫离开学校。从广东到赣南的归途中，不幸又遭到一伙据说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的匪徒的抢掠，所带衣物洗劫一空。为了能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坚持《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郭大力带领全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潭口乡田心里村一个离赣州市40里地的偏僻村庄—一定居。为时不久，疯狂至极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赣南，四处骚扰，杀人放火。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郭大力不得不怀抱译稿，四处躲藏。后来，为了避免遗失，又把译稿用油布包好，埋在菜园里的树底下。抗日胜利后，郭大力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又不时有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使人惶惶不可终日。

其次是生活贫困。从19４０年夏到1947年春，将近6年的时间，郭大力回绝一切高薪聘请，一直和家人住在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全家生活靠着读书生活出版社偶尔寄来的版税和他间或发表的小文章的稿费来维持。尽管农村生活费用很低，自己又在房前的小园子里种点菜蔬，勉强可以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但家里经常窘困到连买油盐柴米的钱都没有，吃肉更是数月难得一次。生活的清贫，可见一斑。

再次是工作条件恶劣。住在乡下，收人少且不固定，维持最低的生活有时都成问题，工作条件自然也极差。全家4口人吃饭、睡觉的小层，同时就是郭大力的工作室。在那光线不足的小房间里，他忍受着苍蝇、蚊子、臭虫、跳蚤的袭击，守着一盏昏暗的小桐油灯，一直工作到深夜。天天如此，从不中断。工作环境的恶劣，清贫惯了的郭大力尚能忍受，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翻译中遇到问题无人切磋，没有必要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甚至连一本较好的德文辞典也没有。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因难并没有使郭大力动摇、退缩。他执着的循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埋头苦干，坚持《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1943年11月，郭大力终于将马克思这部120余万字的巨著译完，后来又用数年时间对译文做了反复的修改、校订。由于时局混乱，一时无法出版。

1947年底，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听到这个消息，郭大力欣喜万分。他在1948年春给郑易里的信中写道：“接到（黄）洛峰兄的信，知道出版社决定将《剩余价值学说史》付印，这自然使我十分高兴。这不但实现了诸兄的志愿，亦算实现了我的志愿。此书翻译，始于1940年春，完于日本投降的一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饱尝了种种辛苦。尤其是快要完成的一年。那时，日本兵来扰我的故乡，我所受的苦尤大。”后来，郭大力又写道：“《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是开始于1940年春。但在译稿的最后一页，我能写着这样的字句:1943年11月17日译完初稿。’从那时起，我不断为原稿的校订而努力。现在，这个努力的成果，总算可以拿来公诸于世了。在这里，如果我一味说这个工作曾经是如何艰苦，那是近于夸大的。当然，那对于我是艰苦的。原著篇幅浩瀚，它的理解一部分是困难的。我总是恐惧着，这样一个译本不免要把原著玷辱了。

为了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排印、出版更为顺利，郭大力又对译文做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并全部誉写一清（原来的译稿是在农村用土纸写的）。他还对全书的排版格式、装帧式样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在国统区上海秘密排印的。据具体负责该书编辑、出版工作的范用回忆，当时，郭大力由福建厦门分批寄来《剩余价值学说史》译稿，100多万字，不到一年就全部由一个仅有几名排字工人的小排字房排好，打成纸型，又向印刷厂借了300多令报纸印成书，全部装箱存入银行仓库，准备上海一解放就可以取出发行。1949年5月，三卷四册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解放前夕，由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实践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一个月后，又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后来，这个版本多次重印。

从1928年到1949年，郭大力前后一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把字数多达300余万字的三卷《资本论》和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成中文，使马克思的这部巨著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