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洪同志逝世快一年了。友人们张罗给他出一本纪念集，向我约稿。我同沙洪应该算是老朋友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同他在中宣部共事，至今已经半个世纪，理当写点什么。可是，写点什么呢？

我是一九五二年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的四八式（这是我们当时自嘲的称呼）青年学生，沙洪是五三年或五四年（好像是大区撤销的时候）从地方调来中宣部地方工作室的三八式老干部。那时，从地方宣传部门调来不少老干部，许多人都没有安排什么“长”，同我们这些青年一样，都叫“干事”。这风气我很怀念。为什么资历见深就非得安个“长”不可，不安个“长”就不能干事了？当然，都是“干事”，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还是有差别的。在我们这些青年“干事”的心目中，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干部，无论在政治经验上，在工作能力上，在革命资历上，都高出我们许多，我们把他们尊为前辈。没有工作的接触，没有特别的机会，还是无由接近的。后来地方工作室撤销了，科学卫生处一分为二，都扩展了工作范围，沙洪当了体育卫生处的处长，我还在科学处当干事，隔处隔行，依旧没有在哪一件事情上共同工作过。倒是一九六四年一起搞四清，一九六六年后一起关牛棚，有了较多的接触，从这两段时间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沙洪的忠厚为人和正直处世。

一九六四年秋深到一九六五年春暮，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队，到北京郊区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内军庄生产大队搞四清。集中兵力，人海战术，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带队，几十个干部参加，人们说，“半个部长办公会议”的成员都来了。由沙洪担任大队长，我们称他为“沙大队长”。我参加的是这个生产大队的第一小队的四清工作小组。那时指导方针很“左”，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满脑子斗争哲学。我们小队有一户富裕中农，他家的大儿子据说是北京医学院毕业，不服从分配，在家私下行医，私下收受报酬，四清一来，不敢了。仍然有人揭发。这算不算私人开业，“资本主义”行为？要不要为这件事立个“专案”清查？沙大队长派我去调查。我用吃派饭的方式去了这一家，当时派饭只派贫下中农家，到上中农家就很特别了。他家用挂面招待我们，我们谢绝了。用闲谈的方式同他们父子聊家常，他们也明白我们的来意，说：并没有不服从分配，而是没有毕业就休学了，为了照顾生病的老父亲。毕竟学过医，周围乡亲有个小毛病，愿意找他看看，都是义务的，不收人家的钱。我找周围的农民调查，都说他医术还真不赖，不少人生病都找他。有说他收点钱的，有说他收点礼的，钱也不过是几块，礼也不过是几筒挂面，一篮鸡蛋之类。医生私人开业，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但方便群众，又没有什么劣迹，应该怎么处置？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沙大队长。沙洪沉吟了一会儿，说：老父生病可能是借口，不想接受国家分配而想私人开业大概是实情。但是，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开业了，农村有这么个正规学医的也不易，老百姓又需要他，是不是想个什么办法，把他的医学专长用起来？沙洪又亲自找这位医生谈过多次，后来大队就筹办医务室了，请这位医生主持，不向群众收费，由大队给他记工分。一个可能的“专案”，一场可能的“斗争”，就这样化解了，化为为民谋利的一件好事了。

现在看来，这简直不算一回事，私人开业，只要是依法行事，都是允许的和提倡的，又何必框在“大队办，记工分”的框子里？但在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中，不是昏头胀脑去斗“资本主义势力”，而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好事，应该说是有识之举吧。我们那个庞大的四清工作队在村里搞了几个月，现在回想起来，不少事都使我们愧疚。但毕竟有一些事是可以自慰的。卫生处长沙洪办大队医务室是一件，科学处长于光远为公社同农业科技机构挂钩是一件，经济学教授喻明仁（他那时帮助于光远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参加了中宣部四清工作队）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查清乱账，为我们生产小队的会计被迫自诬“贪污玻璃款”一案辨诬，又是一件。

这是我要说的一件事。另一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中。“文化大革命”一来，中宣部被宣布为“阎王殿”，要砸烂。大小“阎王”们（即正副部长们），大小“判官”们（即绝大部分正副处长们），还有一些什么“长”都不是、只是干事较多的“干事”们（我就属于这一类），都给扫进了牛棚。后来，“阎王”们都另有去处，革命群众为便于管理，把余下的牛鬼蛇神们分为两组，一组是处长以上的，沙洪被指定为“召集人”，一组是处长以下的，我被指定为“召集人”。牛棚生活三年，开头是够受的，后来批斗渐少，接受外调日多，棚内气氛日渐宽松，相互交谈也日渐增多，有什么事，几个人之间也可以相互商量了。这时，沙洪找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一件“怪事”：有人动员他站出来造“阎王殿”的反！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沙洪本是个诗人（这一点我到牛棚里才知道）。一九四○年在山东解放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前夕，他即兴创作了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短诗：“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他的战友久鸣给这首诗配了曲，在沂蒙山区抗大一分校的党的生日庆祝大会上，演唱和教唱了这首歌。由此在解放区传唱开来，又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中，再流传到了北平、南京、上海迎接解放的各界群众中，一时风行新中国。可是，没有多久，销声匿迹，不再传唱了。据说，一九四九年苏联派到中国来参加开国大典的文化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听到群众唱这首歌，认为这曲子是苏联一首列宁挽歌的曲子，庄严的挽歌不宜于欢乐的场合。由此宣传部门就不让再唱这首歌了

曲作者提出过申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一来，中宣部沦为“阎王殿”。这不是天赐的算账的机会吗？有人来找沙洪，要沙洪起来就禁唱这首歌的事向“阎王殿”“造反”。

沙洪经过仔细考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认为，由于苏联人一句话而不让唱一首好歌，曲作者申诉又不予理睬，固然是宣传部门的错误，在正常的气氛下可以提出批评，要求纠正。但是现在打倒“阎王殿”，好多事情是非敌我混淆颠倒，他不愿在这样的时候拿这件事掺合进去凑热闹。他同我们商量，我们都赞成他这种是非分明的正派作风。

为这首歌的错案平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九八0年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久鸣的来信和冯定给久鸣平反和致歉的复信。冯定是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他在信中说，这件事是由北京来人传话，由我和在上海主持宣传工作的几位同志执行的。如此匆忙，主观地轻信人言，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经过这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更能体会你被诬指的心情。

一九八0年三月五日，总政向全军推荐十二首歌曲，其中就有这首“跟着共产党走”（即“你是灯塔”）。

二十一年后，建党八十周年，不仅在北京的庆祝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在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东高庄此歌的诞生地，立了一块刻着这首歌词和歌曲的花岗石纪念碑。济南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永远的歌声》，介绍这首歌的曲折经历。

有这样一首歌留在人间，留给后世，沙洪同志可以含笑同他的朋友们告别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党史札记，题目就叫《关于“你是灯塔”》，曾经送给沙洪看过。在牛棚中他跟我们讲的故事，也许没有那么详细，得到他的指点，在札记里（包括在这里）写的要准确多了。在那篇札记中，我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从一粒雾珠可以折射一个太阳，从一首歌的命运也可以折射一部党史。”现在，再用这句话，作为这篇记念文章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