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学说里，国家治理的逻辑相当简单。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人民当然就当家作主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领导人根据全社会的需要制定生产计划，劳动者按照计划生产产品，如此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克服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这样的学说支配下，国家治理的复杂技术事项——例如如何建立一种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公共权力关系，怎样解决权力异化的难题，司法独立的相关制度保障如何确立，各种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程序设计等等——往往都被忽视了。

这样，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威猛强硬，另一方面，则是相关约束尤其是程序约束的粗疏简陋，权力的滥用和运行过程中的混乱就势必无从避免。

今天的情况当然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随着法治观念的传播，一个程序领域中的基本准则已经得到越来越普遍的承认，那就是：没有人或机构可以正当地成为与自己利益有关的纠纷的裁判者。这里的道理十分清楚，跟自己利益有了关联，公正性就没有了保障。

在一些西方国家里，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那么，为什么不让作为司法部门的法院自己掌握财权、判决执行权以及采取主动行动的权力呢？那样不是更减少该部门对于立法以及行政权力的依赖，从而有助于司法独立吗？

基本的道理就在于，如果法院自己掌握财权，取财的过程就会损害它的中立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事务中它就会成为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法院成了当事人，那么一旦交易发生纠纷，另一方当事人又能向谁人寻求公正？至于判决的执行也由行政部门负责，是因为如果法院自己执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争议，法院就无法保持超然的立场了。实际上，只要我们仔细考虑司法权的性质和目标，这样的道理本来是不言而喻的。

（《南方周末》2004年4月8日　贺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