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科技、新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产业也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处在一个推陈出新的发展时期。回望人类历史上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文艺作品的问世，都能看到特定时期经济发展对文学艺术发展的深刻影响。

很久以来，人们谈文学，或注重文学本身的魅力，或关心作家的艺术特点；谈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多是从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去谈文学的进步与意义，很少注意经济发展与莎士比亚有何关系，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又有什么关系。

上大学时我听到有的课程直接说，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或时期往往产生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由此认为，经济的发达或落后，同文学的发达与否没什么关系。

一些作家艺术家也往往以西藏为例，说西藏经济并不发达，但西藏的艺术却吸引了世界上许多艺术家到西藏去寻找艺术。由此还认为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往往越能产生出世界一流的艺术。我参加文学艺术界的有关会议时也屡屡听到发言说，在商品大潮中，作家艺术家要顶得住经济社会的种种诱惑，一心一意倾心于艺术创作，才能出精品，有大出息。

上述见解包含着对文学艺术的虔诚，是值得尊敬的。但我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越来越发现，经济社会对我的教育非常有力，我日益看到，今天世上一切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果看不见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对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便不容易真正认识西方文学――在人类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变迁的时期――划时代的进步，也就不容易看到文学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是怎么产生的。

莎士比亚从哪里来

农业时代已有万年，自小亚细亚的古国赫梯于公元前14世纪用铁以来，“铁器时代”也有3400年。漫长的农业时代或许使农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不大容易被看见。但16世纪后，欧洲经济孕育出向工业时代变迁的因素，经济发展对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变得容易识别了。

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西方历史走到这个时期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正是出现在一个时代变迁的转折点上。

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建的奥斯曼帝国灭亡，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奥斯曼大帝国垄断了亚欧商路，西欧人为了与亚洲人通商，不得不试图绕过强大的奥斯曼寻找从海上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于是哥伦布出现，“新大陆”出现，接着就是最早去开发新大陆的西班牙崛起为西方最富强的国家。

莎士比亚约1564年生于英国的一个商人之家，在他成长的岁月，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正发生着戏剧性变化。西班牙在忙于海外扩张的年代，许多用品依赖外国生产，最典型的就是从英国进口大量商品，这结果是促进了英国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西班牙这个大买主，用从美洲得来的大量金银培育了英国的综合国力。莎士比亚24岁那年（1588年），西班牙以“无敌舰队”对英宣战，英国把国家海军、商人和海盗的船都集中起来迎战。结果，无敌舰队失败，英国开始崭露头角。

英国这一时期还得益于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汲取了新的商业经营方式。航海贸易获利很大，但容易遭海盗袭击。14世纪佛罗伦萨就出现了海上保险制度，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还发明了以手书的单据代替金币来进行商业活动的方法――这是现代支票的起源。

此后在意大利半岛和西欧之间逐渐发明出的新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方式，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不逊于任何科技发明，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日后被称为“资本主义”。是在这个联系着意大利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三岛的大背景上，莎士比亚才可能写出《威尼斯商人》。在这个著名的戏剧中，莎士比亚正是站在肯定商业资本的立场来设计他的剧中人物和表达情感。

莎士比亚16岁那年，罗马教皇宣布：谁暗杀了伊丽莎白，无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为什么被罗马教廷如此痛恨？

此时欧洲已发生“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斗争。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在西欧占统治地位，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教皇有天主所授的无上权力，谁触犯教规就会被视为异端受到严惩。“新教”即主张基督教改革的新教派，认为教皇并不掌握着拯救人生的钥匙，教会也不能做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并认为天主教已沦为剥夺个人神圣权利和阻碍自由思考的社会压迫力量。伊丽莎白1558年即位就抛弃了天主教，宣布“新教”为英国国教。

马克思曾说，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决定了新教的胜利。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说，是新教鼓舞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英国这一时期在经济和精神上都领欧洲文明之先。伊丽莎白在位的45年被认为是英国的黄金时代。伊丽莎白在莎士比亚青年时期就赐予他每年1000英镑的终身年金以保证他专心创作。据西方人换算，这笔年金相当于今天每年15万美元。莎士比亚的创作得到这样的资助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伊丽莎白女王付出的这笔投资，无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查理三世》、《亨利四世》等作品描绘了英国300年的历史，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等等作品，无论从肯定英国的发展、讴歌自由爱情、批判封建道德和专制统治方面，都为伊丽莎白的统治增添了光彩，并深刻影响了英国人的精神，影响了欧洲文学、戏剧的发展和西方的生活。

你留心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的“背景”吗

这个问题是我的儿子用E-mail发给我的。他在新西兰学经济，某天教授布置了一个论文作业，要学经济的大学生以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四签名》为素材，试论该作品中背景的意义。

我没有想到新西兰大学要学经济的学生去读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更没想到老师要学生特别关注的不是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的智慧，也不是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而是小说中描绘的“背景”，要学生论一论“背景的意义”。我突然感到这道题中埋伏着我先前忽略的重要东西，新西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正在把我忽略的提出来，让我去重新关注。我于是重读了《四签名》。

我确实注意到了我先前忽略的许多景象。

比如通过狗闻气味来破案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四签名》中那只聪明的狗竟犯了一个错误，它追寻“木馏油”的气味去找罪犯找到一个锯木工场去――那里的空气中充满了浓重的木馏油气味――故事进行到这儿，追捕者和读者都知道狗找错地方了。但小说叙述的这个曲折情节，描绘的正是伦敦的新景象――这个有许多锯木工人上工的锯木场，不是在森林里而是在伦敦，这是迅速发展中的伦敦需要大量木材的“都市景象”。

19世纪，伦敦还在使用马车为交通工具，但邮局、电报、报纸，以及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汽船，已是一个工业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柯南道尔充分利用了这一新兴工业都市的背景来发挥他推理破案的想象力。比如，当福尔摩斯用了多种办法在上游下游都没有找到一条叫“曙光”号的汽船，他想，难道罪犯把“曙光”号沉到泰晤士河里去了？这是不可能的，没道理的。于是把不可能的排除出去，还剩下什么？那就是“曙光”号还没有开出去。可是它会在哪儿呢？最有可能的就是开进一个船坞里去假装修理――这是最好的藏匿办法。于是福尔摩斯到下游的船坞里去询问，问到第16个船坞时发现了“曙光”号。你看，找了16个修理汽船的地方才找到，可见伦敦机械船运之发达，一个新兴工业都市的景象是这样出现在伦敦的曙色霞光中，读到这儿，我们能听到它从江面上穿过晨雾传来的汽笛声了。

也是在这个都市文明的背景下，福尔摩斯甚至能利用城市的报纸广告来从事破案工作，而不仅仅是推理。“贝克街的侦察小队”是伦敦这个都市已经市场化的又一个背景――市场的发展使福尔摩斯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支付报酬的方式雇佣这些通常不引人注意的孩童来帮助他侦察，这些孩童还可以通过城市的电报局及时为福尔摩斯提供最快的信息。

就连福尔摩斯本身，也是在英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私人侦探才成为一种受到公众认可的新型社会职业，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支付报酬的方式，雇请他们帮助解决“警察也难以侦破的”疑案。国家的警察破案工作与私人侦探的工作携起手来，这也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一个鲜明的“社会新景象”。

值得重视的还有，福尔摩斯的推理是基于英国在近代高度重视科学和理性思维这一“人文大背景”，这是对重“感性”的文学艺术的重要开拓，从而使作品还具有激励读者参与想象，参与思索的生机勃勃的效果。在英国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这非常有效地满足了人们力图使自己聪明的心灵渴求，其作用超越审美意义，具有推动英国发展进步的作用。

是在这时，我才看到，我20来岁读过的在我印象中曾是那样色彩斑斓、离奇神奇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其实有着多么现实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没有这个正在出现的“工业化都市”的背景，也就没有“福尔摩斯”令全世界惊佩的独具一格的探案故事。

新西兰的经济学教授为什么要学生注意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的背景？我想，也许是要学经济的学生们记住：经济发展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具有多么伟大的推动作用，即使是令英国人那么着迷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也是在英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那么精彩。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从小说里学经济知识

马克思曾经深怀敬意地谈到文学对人类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他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劳动表示了同样的尊敬，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这么说，难道小说家比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更懂历史和经济？

这是个不能轻易忽略过去的问题。

我注意到，当蒸汽机问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没有出生；当他们诞生，德意志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再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与德国的工业一起成长。他们犹如脚跨着两个时代，能看到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家，有写出《老古玩店》、《艰难时世》和《双城记》的狄更斯，写出《名利场》的萨克雷，写出《简・爱》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写出《呼啸山庄》的艾米莉・勃朗特――她们是姐妹，还有写出《德伯家的苔丝》和《远离尘嚣》的哈代等等。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私人可以通过投资去获取更多利润”的社会，但投资也可能破产，可能因负债而入狱。狄更斯少年时，父亲就因为负债入狱，从此“债务”和“监狱”成为狄更斯心灵中格外敏感的东西。他12岁当过鞋油作坊学徒，15岁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对经常传讯当事人很感兴趣，他由此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并了解他们的命运。

这一时期法国作家的阵容也非常可观，不仅有巴尔扎克，在他前后，司汤达、雨果、梅里美、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罗曼・罗兰、大仲马父子、龚古尔兄弟都很著名。巴尔扎克本人曾多次经商，如当过出版商，办过印刷所，但都以破产和负债告终，而且也因为不能按时还债进过监狱。

此时的英、法作家们正是生活在西欧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致使西欧率先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变迁的时期。恩格斯所说的职业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主要是在农业时代积累起来的，这些经济学家如果跟不上眼前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其经济理论便是落后的，甚至是阻碍社会前进的。

这个时代深入生活的小说家们，却把社会中正运营着的买卖方式，借贷方式，以及各种交易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了。那种冒险、诉讼、投资、雇佣、追求、两性关系、情感方式，都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惟妙惟肖地出现在《红与黑》里，出现在《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里，出现在《茶花女》、《私生子》、《卡门》、《包法利夫人》、《萌芽》、《项链》和《小酒店》里。

这些英国和法国作家们的作品都深刻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无一不是基于资本和齿轮滚动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产物。

彼得大帝的改革与俄罗斯文学

俄国引起世界注意，是从彼得一世自1698年推行改革后开始的。他从西欧考察回国，开始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建立正规陆海军。比如在乌拉尔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冶金工业基地，但在那里劳动的不是雇佣工人，而是没有自由的工奴。

同是发展工业，俄国的方式与西欧有重要不同。

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特征是：私人可以通过投资和再投资去获取更大的利润，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成为工人，那是一个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运营体系，国家制度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俄国是由沙皇来推行改革、发展工业，虽然也鼓励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投资，但在国家垄断之下，俄国未能成长出工业资本家阶层。尽管如此，彼得的努力毕竟为俄国发展出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到1721年，俄国战胜瑞典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已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国号自此改称“俄罗斯帝国”。由于彼得大帝用国家的力量发展工业，建立强大的军队，再以增强的国力去强化专制统治，俄国的农奴和工奴均无力造反，一个世纪后整个俄国仍处于农奴制。这就决定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与巴尔扎克的小说所描绘的人物和世界是不同的。

巴尔扎克的小说已深入到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仍存在的不平等和丑恶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托尔斯泰的小说还在痛苦地批判农奴制。托尔斯泰本人就生在一个拥有庄园的贵族家庭，青年时曾试图在自己的庄园改善农奴处境，但他甚至没有得到自己所同情的对象理解，这使他看到农奴制有着多么深的基础。

由于发展出工业生产力，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比从前活跃，但俄国政治仍顽固地坚守着农奴制，官僚阶层就会遭遇种种“黑色利益”的腐蚀而滋生出大量腐败，揭露和批判农奴制在托尔斯泰之前就成为俄罗斯文学的重大主题。

比托尔斯泰大19岁的果戈里写的喜剧《钦差大臣》，就十分辛辣地刻画了外省官吏集团的丑恶。此后，果戈里因创作此剧在本国居住有危险而出走。在罗马他写出长篇小说《死魂灵》，以猛烈地抨击农奴制而“震撼了俄罗斯”。

比托尔斯泰大10岁的屠格涅夫最著名的作品是《猎人笔记》，由于作品反农奴制，屠格涅夫被沙皇政府软禁。后来他也流亡国外，创作的小说对农奴制下的俄罗斯生活进行了更充分的揭示。

比托尔斯泰大7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因参与了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而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尽管彼得大帝发展工业为俄国带来了生产力的重大进步，但在专制制度下，人民对自由的渴望甚至会更加迫切。在果戈里、屠格涅夫等许多作家之前，普希金的诗《自由颂》、《囚徒》、《致大海》就以抨击暴政、讴歌自由而给俄罗斯民族带来激动人心的气息，但引起了沙皇的不悦，普希金曾两次被流放和幽禁数年。普希金的叙事诗《波尔塔瓦》赞扬了彼得大帝的历史功绩，另一篇叙事诗《青铜骑士》则描述了彼得大帝的矛盾。

在普希金去世24年后，俄国于1861年开始农奴制改革。这以后托尔斯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1881年托尔斯泰移居莫斯科，这一时期俄国在变革中社会关系急剧变化，托尔斯泰参加了调查贫民区人口，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等，写出了《复活》，激情澎湃地揭示了整个沙皇国家制度的罪恶。这期间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描绘出农奴制改革后农民依然遭受奴役的情景，有的作品还批判了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和“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

彼得大帝的改革始于17世纪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农业社会出现工业生产力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对二百年间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深远影响。

罗丹的“思想者”在想什么

前文述及，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的小说已开始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仍存在的不平等和丑恶现象进行揭露与批判。一个发展中的社会，能有人用艺术的或思想的方式对这个社会的不足和弊端进行揭示与批评，实在是这个社会的福音。

西方在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文学则自古以来就是在科学、宗教乃至法律的伟大成就尚难安置人类十分复杂的欲望和追求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家园。19世纪，当机器力取代人力成为更值钱的东西，人的位置、人的尊严和生活质量都受到机器力的挤压、剥夺和损害，西方就开始重新审视齿轮和资本滚动出来的现代文明了。

哲学与文学也许是最容易沟通的两个学科，二者都一直在追问有关世界和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二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欧洲在工业时代首先产生了叔本华、尼采这样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悲观中苦苦追寻人生的意义，尼采甚至激烈到要杀死上帝。上帝死了，人们开始发现自己并不是上帝，甚至不如上帝的牧师。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曾是那样充满信心地昂首眺望，工业时代罗丹的《思想者》则低下头来思考了。

工业时代的文学艺术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变化。音乐变了，变出痛苦不堪的味来。小说变了，变出支离破碎不屑于完美的格局来反映人类痛苦、矛盾的心情。一向饱满着最高激情的诗歌咏出了《恶之花》，把审美变成了审丑。毕加索把人画得不像人，成为新的经典。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艺术，受到膜拜。

为什么会这样？19世纪，西方人也曾为不断涌现的科学发明惊叹不已，老人们比年轻人更加感到，20世纪将是你们年轻人充分享受幸福的世纪，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批科学发明所创造的新式武器就碾碎了人们的梦想。“一次大战”结束不久，“二次大战”又爆发，造成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在经济领域，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蒸汽机无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巨大动力，但同时出现的一个重大情况是：蒸汽机若没有能源就没有意义，煤是蕴藏在技术幕后的原动力。从此，对资源的开采、使用，成为工业时代的显著特征。到20世纪，煤、石油、天然气、淡水均发生危机。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春耕秋收有如给大地梳头，工业时代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把地球刨挖凿钻得百孔千疮，无异于对地球敲骨吸髓。

我们少年时还在那儿游泳嬉戏的河流，总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水流湍急，谁曾想到河流也会像梦一样消失。也许你的童年是墨西哥的一个农场，或埃及的一条河……不论何方，那都是我们的家乡。森林在一天天消失，沙漠在向城市逼近，沙尘暴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了我们的首都。童年之夜的星星看不见了，空气失去纯净。臭氧层被破坏，阳光也变质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20世纪。人类的生存环境因人类对资源疯狂的开采和挥霍发生了全面的危机……联合国1997年的有关报告说，按此发展速度，地球上的石油还能开采40多年。

如此，地球经40多亿年演变生成的石油资源，在不到300年间就要被人类挥霍光了。当煤和石油等矿产资源耗竭，工业靠什么来支撑？人们有理由把这种大量耗费短缺资源的经济称为“不能持续发展的经济”了。

如果看到了这些，听到了工业文明带来的“家园危机”在人类头顶敲响的警钟，大约就更能理解西方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为什么有了更多描写人的孤独、寂寞、空虚、无聊、抑郁、荒谬等心灵痛苦以及同痛苦的抗争或绝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迫切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尴尬生活和复杂心态。当我们再看毕加索的画，大约也更能理解，毕加索的画比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那种竭力表达人的完美的画，更准确地勾勒出了现代人的畸形状况。

这些作品，与巴尔扎克时代的作品虽然已有很大的区别，但同样无一不是基于齿轮和资本滚动出来的现代生活的产物。如果不认识以耗竭有限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正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就很难真正认识西方现代哲学乃至文学艺术。

新经济时代的文学将是怎样的

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从晚清时期刘鹗翻译雨果的《九三年》、《钟楼怪人》，以及不懂英文的林纾用文言文意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71部外国小说就开始了。

中国“现代派文学”则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此时出现，同社会生活早以受到西方工业时代的冲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改革开放获得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机会。这些现代派作品对于丰富中国艺术，增加对中国生活的表现力无疑极有价值。

但称之为“先锋文学”，我以为给众多文学青年造成误导。因为汉语中“先锋”二字所携带的信息很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先锋”即先行者，未来的文学潮流将是这样。应该说，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确是潮流。许多作家艺术家们对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生活的弊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其情形犹如中国鲁迅写国民的弊端乃是为了引起疗救的希望。

21世纪，文学的潮流还会是这样吗？随着微电子技术革命在美国出现，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因特网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建立在“数字化技术”之上的新经济在美国出现，正在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西方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后期就走到了工业时代的尾声。特别是，由于新经济是更依赖于“知识资源”的经济，也是更依赖于人的智力的经济，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将在新世纪受到比以往的时代更多的重视。

21世纪的文学将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今天，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从传统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历史性变迁，经济全球化还将不可避免地呼唤出文化全球化，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艺术，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变化。

看不到经济方式发生巨变对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从事文学就可能失去一个正在出现的崭新时代。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新经济一定会呼唤出21世纪的新文学，会造就出一个不同于20世纪的新的文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