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工作。

●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

回顾20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进程并对其经验作出评价，可以具体阐明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源流。据此，特将中共党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发展和经验作如下陈述。

（一） 有计划地保存和征集党史资料，涵盖广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工作。

1926年7月成立的党中央秘书处，其工作职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即文书和档案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如上海党团书记发出《关于收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信》指出这部分档案文件“不仅日常需用，且为本党的历史资料，失之殊感痛惜”；为不被国民党军所窃取，“勿速焚灭”，要求各级党组织帮助区委“速即检出”,“愈速愈好”。十年内战中，党中央拟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对文件的搜集、整理、销毁、保管等方法都作了重要规定。长征结束后中央秘书处成立了材料科，实际上担负了党的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的双重任务。抗战中党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各地高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师以上机关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收集、保存敌我友各种文件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加强党的文件的保管工作。有的区党委提出“爱护党的文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有严重情况应有与文件共存亡的精神”保存党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就征集的内容言，不但包括反映和记载党中央活动的资料，各条战线活动的资料以及党在各地活动的资料，而且也包括与党史有关的文史资料和各地方志资料。这项征集工作虽着手较早，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机构建立起来，才更加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开展并取得可观成果(包括征集老一辈革命家早期革命活动史料)。与此同时，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征集中共党史史料，就要把史料立准，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丝不苟，真实可靠。其方法包括采取分工包干的办法，把任务落实到人，包干到底；通过访问扩大线索，与找到的史料相印证；尽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做好史料的核实工作；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这样才能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好。

（二） 较深入地考证和分析党史资料，求真务实，并有了一定的概括。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成立，就有了党史资料的形成和积累，也就有了对中共党史的总结和研究，而要研究党史，就一定要鉴别分析党史资料，也就必然要作党史资料的考证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由于战斗环境或者军务倥偬，在草拟党史文件或撰写党史著作时，很难有机会对党史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证；即便进行了考证，也不一定有时间把它整理成文公开发表。抗战时在延安，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集时曾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繁重的校订和考证问题。当然这时的考证大抵涉及文献的作者、时代、真伪等问题，不可能作出比较详细、深入的内容考证；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研究高潮的兴起，关于史实考证的文章始不断发表。有的是专文进行考证，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李情文)、《井冈山会师时间考》(张国畸)、《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王廷科)、《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沿革考析》(钱听涛)、《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钟惠链)、《关于抗美援朝的几个问题(史实考证)》(齐德学)等。也有的在著作中出现作为“考证”而引起研究者重视并提出的，如关于1969年各地战备疏散，长期以讹传讹，认为受“林彪一号紧急命令的迫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讲到，系4月17日晚周恩来宣布“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此次战备疏散。凡此考证都以可靠的史实根据，科学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的结论力求对过去不清楚的史实甚至是歪曲的记述作了阐明或澄清，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之同时，也有作者对于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做了初步的概括，指出：考证的目的在于鉴别、订正和解释史料，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并以准确史实作为研究党史的基础，考证的对象在于考证真伪、年月、作者、内容、外形、版本，做到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适应党史研究拓宽加深的客观需要。考证的方法不外利用旁证直接对照，利用当事人记录参证，利用事理逻辑推断，以求做到注重证据、尊重事实，严谨论证。

（三） 多方面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真实可信，并有了必要的总结。

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抗战的中国丛刊》、《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文摘体系列丛书，毛泽东并为其中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有步骤地开展。在中宣部组织下出版了内部参考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史资料》(20册)，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献资料集，影印了《新青年》等19种革命期刊和全份《解放日报》，编纂了《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丛书。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资料更是大量整理编辑出版。与此同时，对于整理、编译党史文献和资料的论述亦多有发表，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党的文献》发表的“一批以党的文献做基础进行研究”形成特色被誉为“文献学”的佳品。另外还有的作者对编纂史料的原则、角度、形式、内容、体裁、类型做了探讨，并就党史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优劣、真伪、假托、分合、参照、更新八项做了有启发的论述。评述国外党史研究资料的论著也有侯且岸著《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就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史籍做出独到的评析。

（四） 较有效地为现实和研究服务，及时充分，并做出成功的探索。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利用党史资料进行党内教育和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把党的历史文件印发与会代表，进行路线教育和党史问题的讨论。要总结历史经验，需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党史资料正是这种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进行党史教育就须以党史资料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取得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一、搜集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中共的国际联系和关于生产力、意识形态、社会史、心理史方面的材料搜集不够。已有的中共党史资料工作丰富经验(如关于遵义会议史料的征集等等)，似还宜进一步从史料学研究的角度作出学术性的系统总结。二、考证还欠深入。个别稍加查考即可避免发生错误的记述屡见不鲜。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实践颇丰，但多缺乏相应的论述和概括。三、整理史料未尽科学。史料整理和编辑如何正确进行和避免误读误释，尚缺乏深刻的探讨。四、忽视使用价值。个别研究者不重视利用原始的有质量的史料，以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某些任意炒作的“泡沫史学”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此类问题，虽经指出，但结合实例，就运用中共党史史料如何规范化方面做出深入的论述仍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