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对各级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进行调整，其中包括正确把握GDP、外资、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地位，强化税收、就业、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标的作用。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理论上要探索衡量国家整体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业绩的更加正确的“检验标准”张幼文对中国的高度关注与集中报道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和迅速崛起的反映，而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现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在参与全球化中迅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必然影响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条件下发展的新特点没有准备，对中国的崛起更没有准备。面对一些舆论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理论上的清醒，需要对现象作出正确的回答，需要深入分析其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产物，因此解决问题不仅需要发展战略上的探索，而且需要体制改革上的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必然形成当前“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因为，中央集权体制的分权式改革导致各级政府权力的扩大；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加快发展的需要又导致了各级政府极强的经济职能，二者合起来就形成了地方政府高度关注本地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可否定的是，在中国近年来高速发展中这一体制起了根本性的积极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然而与此同时，在这一体制下，各级政府有强烈的区域发展责任，也会形成很深的甚至是过度的经济参与，从而伴随着显著的区际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并导致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各地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显著突出了GDP增长率、外资流入量和出口增长率等宏观指标的地位，使这些指标成为各地经济发展成就与政府工作业绩的显性量化指标，对这些指标的追求成为地方政府的工作核心。这就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GDP是现代经济规模及其扩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但在许多情况下，它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所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效用。例如，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能创造GDP却没有效益，造成污染的产业在创造GDP的同时也创造着负的国民经济效用，外来要素创造GDP却不等于是国民的收入。在中国，由于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并占主导地位，由于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失误的投资和生产决策能创造GDP却不能创造相应的国民经济效用。当各级政府普遍以GDP的增长为工作目标时，GDP的这种不真实面也会因此而扩大。因此，如何以更能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作为工作目标，如何使发展的实际成就更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使是在开放型的发展战略下，对GDP的追求也会形成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外资为了产业转移而进入中国，在中国形成GDP的同时也形成发展的低结构和负效用。GDP中水分不多但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福利效用。GDP的增长不仅有一个规模问题，还有一个收入的分配结构问题，后者同样反映着经济增长与国民实际福利提高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着经济的增长。

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二者都存在着不利的一面，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不完全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当前体制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提高对外开放效益不仅要求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型，而且要求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政策上实现透明与统一；减少政府的经济参与度；减少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权力；对内对外实行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配置机制；在吸收外资中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对策。

需要对各级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进行调整，其中包括正确把握GDP、外资、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地位，强化税收、就业、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标的作用。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理论上要探索衡量国家整体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业绩的更加正确的“检验标准”。当然，发展指导思想的调整，一点也不降低政府的责任。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政府的重要责任在于创造市场运行的条件。从对外竞争和国际分工利益的角度看，则是为社会培育更多的高级生产要素，即知识型劳动力、科技人员、专利与专有技术等，以改变一个目前主要靠富裕的然而却是低水平的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中国也因目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竞争方式不断受到各国保护主义的阻扰，面临着对外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只有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才能以新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