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危害

陈甜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26年11月20日 第 7 版 )

近来,“唐朝不存在”“敦煌文书等系后人伪造”等伪史谬论,在网络空间时有传播,而且花样不断翻新。这类“伪史论”不仅结论荒诞,还出现割裂中华文明连续性、消解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等历史虚无主义新动向。因此,我们不仅要对其错误论断进行批驳,更应透过表层历史叙事,深入剖析其隐藏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及危害。

“伪史论”违背历史常识,否定我国历代文明和古代王朝信史,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魂脉”所坚持的唯物史观,又直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历史根基。唯物史观要求把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考察,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联系地、发展地认识历史。“伪史论”却违背这一观点:先设定惊人结论,再选择性拼接材料;以个别史料缺环否定整体证据链,以现实想象替代具体历史语境,以“无法彻底证明”推导“皆可怀疑”。这种认识方式看似具有“批判性”,实则把科学怀疑变成主观臆断,把历史研究变成结论先行,把复杂历史过程还原为少数人的主观意志,本质上是主观主义、意志论式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历史认识原则背道而驰。更值得警惕的是,“伪史论”通过否定王朝信史、质疑文明成果真实性,割裂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和可信度。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被肆意解构、文明被无端质疑、传承被人为割裂,无疑会弱化民众的文化归属感与自信心,进而削弱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自豪感。若任由“伪史论”弥漫,久而久之会模糊正史与谬论、考据与造谣的边界,挤压主流历史叙事空间,使文化自信失去坚实可靠的历史支撑,阻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伪史论”的流变与历史虚无主义软性渗透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显著特征,是不时借助新的社会议题、媒介技术和文化心理寻找附着点,展开隐性渗透。当前,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认识日益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重要议题。恰在这一背景下,网络“伪史”滋生暗长,将“无直接证据即属伪造”“与既定结论不符为后人增饰”等封闭式论证套用中国古代史,把严肃的文明研究转化为“惊天秘密”“重新发现中华历史”等猎奇叙事,甚至假借文化自信之名制造文化自大,以“反西方中心论”为包装,行否定基本史实之实。这种话语不再直接与主流价值相冲突,而是借用热点概念、民族情感和知识更新进行伪装,消解民众历史常识,制造认知混乱,体现出历史虚无主义迷惑性、欺骗性的一面。

“伪史论”还借助流量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传播效果。“标题党”、阴谋叙事和反常识结论具有较强的注意力吸附效应,平台的高互动又可能反过来强化内容曝光。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快速生产仿古文字、所谓史料“译文”和似是而非的跨学科解释。当这些内容经过短视频剪辑、批量账号转发和评论区等多场域散播后,普通受众面对的已不是一条错误信息,而是一套貌似具有视觉真实性、叙事权威感和重复曝光效应的“拟知识环境”。算法推荐机制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高冲突、高争议的内容,使“伪史论”在短时间内实现跨平台迁移和大范围传播。由此,“伪史论”不再只是个别人的错谈谬论,而逐渐形成从观点制造到算法推送、从二次加工到圈层固化的传播链条。这反映出历史虚无主义情绪化驱动、体系化生产、跨平台传播的演化态势。

综上,“伪史论”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社会条件下滋生的新变种。消除“伪史论”及其危害,需要从历史研究、知识传播、平台治理等方面协同发力。一是进一步夯实历史研究和知识传播的基础。有关学术机构和专业研究者可针对“伪史论”加强史料整理、证据阐释和通俗化表达,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知识产品,以完整证据链回应碎片化质疑,提升权威历史知识的可获得性。二是着力提高公众历史素养和媒介素养。破解“伪史论”,不能止于告诉公众某一结论“是真是假”,更要阐明历史知识如何形成、史料如何互证、学术争论如何展开,使公众能够区分科学质疑与任意怀疑、历史辨伪与历史虚无、学术创新与流量猎奇,增强对“惊天秘密”“颠覆认知”等话语套路的辨识能力。三是提升网络空间历史信息治理效能。针对伪造史料、篡改文献、移花接木等现象,进一步完善内容核验、来源标注、纠错澄清等机制。尤其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虚假历史内容生产方式的改变,探索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数字内容溯源和虚假信息识别机制,防止技术工具放大历史失真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能力。同时,增加优质历史文化的网络供给,以权威、准确而富有传播力的内容拓展网络知识传播空间。

归根到底,应对“伪史论”,既要正本清源,也要固本培元。不断增强主流历史叙事的学理支撑、史实支撑和传播能力,才能在智能传播时代提高社会对各种历史失真现象的辨识能力,更好维护真实、严谨、健康的历史认知环境,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可靠而深厚的历史知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