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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潘杰 字数:
《 学习时报 》( 2026年11月16日 第 05 版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我国以占国内生产总值6.7%的卫生总费用,服务着全球17%以上的人口,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25岁,成就有目共睹。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是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求,也是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适应的理念更新。
从现代化建设看,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体现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人民期盼看,随着疾病谱变化和老龄化加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接近八成,群众需求已不只是“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这一转变不是否定医疗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在做强医疗长板的同时补上预防和健康管理的短板。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传统以治病为中心的理念已不适应人民群众的健康追求。一是价值导向应从“提供服务”转向“促进健康”。当前,预防为主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健康结果只有转化为可考核、可评价的指标,预防为主才能真正从理念落到行动上。评价工作成效,不能只看完成了多少服务,更要看健康的改善、群众的获得。应完善以健康产出和服务质量为主的绩效考核体系,把指挥棒从服务量转向健康结果。健康结果类指标可以从不同角度设计,如一些疾病本可通过预防和基层门诊及时化解,最后却拖成了住院,这类“可以避免的住院”占总住院量的比重已超一成,每年直接医疗费用较为可观,既反映预防成效尚有提升空间,也指向以治病为中心的惯性。应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向健康收益最大的领域,推动医保从为疾病付费转向为健康付费,把可避免住院率、慢性病规范管理率等作为支付调整依据,继续探索对紧密型医联体医保总额预付与健康结果挂钩与结余留用的运行机制,让“防住病”真正有受益主体。
二是运行模式应从“物理布局”转向“内生协同”。机构建在哪里,不等于体系就能连得起来。单体医院关注的是患者个体和诊疗质量,而一个地区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的整体表现该由谁负责尚不明确。部分地区住院服务量偏高,却难以确定该由谁负责,往往只能采取临时性办法。责任落实不到具体主体,健康优先就缺少可问责的着力点。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超100万个,诊疗量却仅占52.6%,“建得多”不等于“用得好”。可在省域内打破市、县行政区划界限,划分若干医疗服务区,以区域为单位、以整体绩效为重点建立监测评价机制,统筹区域健康责任。医疗服务区既要有责任边界,也要有组织载体承接:在县域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城市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形成责任、管理、服务、利益共同体;再进一步从“医共体”迈向“健共体”,探索将疾控机构纳入其中。相应地,监管考核也要从单体机构转向服务体系整体,并与医保支付、绩效工资总量挂钩。
三是服务重心应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现行体系长于治疗、短于预防和康复,全链条尚未贯通;部分诊疗服务科学依据不足、实际效果有限,减少这类低效服务、以更有效的服务替代,仍有较大空间。以职业人群为例,我国职业人群在入职健康筛查、在岗健康监护、离岗评估和离岗后慢性病接续管理等环节供给不足、效能不高,职业健康往往被窄化为“在岗期间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年龄人群正处于健康风险的积蓄期,这一阶段的维护跟不上,老年阶段的疾病负担就无从化解。要把健康管理向前延伸到入职求职、向后覆盖离岗退休,推动职业健康检查与慢性病筛查相融合,让健康数据与档案“跟着人走”。同时,人工智能不只是辅助工具,也是改变医疗服务组织方式和治理规则的关键变量,其应用可以承担主动随访、健康评估、风险识别等连续性工作,大幅降低大规模人群筛查和连续性健康管理的成本,推动健康管理从碎片被动式向连续主动式转变,把优质资源引向基层和边远地区。
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是理念之变、机制之变、考核之变,事关“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能否取得决定性进展。转变要落地,关键是把健康目标转化为可测量、可考核、可评价的政策工具,让有限的投入产出最大的健康效果,让人民群众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
〔作者系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