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Gung Ho”（工合）一词重新走入公众视野。这个在英语里形容“同心协力、干劲十足”的常用词，并非土生土长的英语词汇。它源自80多年前，那场席卷中国大后方、支援抗战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中国人更熟悉它的名字：工合。从后方工厂的昏黄油灯到太平洋战场的泥泞战壕，从经济救亡的本土实践到跨洋传播的文化符号，“工合”二字承载着抗战岁月的集体记忆，也诉说着中美等国在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协作往事。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诞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工业城市相继沦陷。战前中国工业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仅上海一地便集中了全国民族资本工厂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而内地的西康、青海、宁夏等省份还没有近代工厂。日军的占领与破坏使中国近代工业损失惨重，大后方军需民用物资极度匮乏，同时约350万失业工人和数以千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亟须生产自救。

正是在这一危急形势下，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提出了“以工业合作社组织后方生产”的方案。1938年3月19日，海伦·斯诺在上海率先提议：“应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自行管理，而工业合作社就是最佳选择。”这一构想很快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同年4月3日的“星一聚餐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成立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委托艾黎起草组建计划。

1938年5月，艾黎起草的“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运动的计划”，先后获得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明确支持，这份计划成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核心组建纲领。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将沿海沦陷区流出的数百万失业工人和上千万难民组织起来，以小型、可移动的半手工业生产模式，填补沿海工业被毁后的产能空白，为持久抗战积蓄生产力量。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同年年底协会迁往重庆，正式组建理事会。理事会成员跨越党派，有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名列其中。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努力干，一起干”为口号，核心使命是组织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难民、失业工人组建工业合作社，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

此后，一场以民间为主导、国际力量为支撑，兼具生产支前、难民安置、社会改造多重功能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堪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民间经济领域的重要实践。

遍地开花的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当月，艾黎便派卢广绵等人赶赴陕西宝鸡，筹建第一个办事处。1938年8月24日，宝鸡十几个打铁工人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宝鸡打铁合作社。不到两周，织布、铁器、烛皂、药棉、印刷等十几个合作社相继成立，短短三个月内西北地区就建立了80余个小工厂。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顺利开展，1939年，宋庆龄与陈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国际性民间组织——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旨在通过接受国际援助支持工合运动。

工合的火种，迅速从西北蔓延至全国。1939年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先后设立西北、西南、东南、川康、云南五个大区办事处。之后又调整为七个区。到1940年6月，工合组织已覆盖16个省份，设立工业合作社1612个，社员21330人。鼎盛时期，全国建立工业合作社近3000个，社员达25万之多，遍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工业合作社的业务涵盖纺织、服装、化学、矿冶、机械、五金等十大类114项，其中纺织业占比最高，达34%。它们产出的军需民用物资，撑起了大后方的半壁江山。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工业合作社历年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等各类机器及农具达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类民用布匹达8万平方码，军用毛毯达150万条，军服、军鞋及日用服装达上百万件。仅西北工业合作社1940年的月生产能力，即达棉布110万尺、棉毯7410条、军毯或毛毯35700条，机器社可制造织布机144台、蒸汽机2部，制革社可产底皮2270张、面皮3480张。除此之外，大批手榴弹、刺刀从作坊里运出，各型枪支也试制成功，直接支援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战。

工合运动走的是“以生产代救济”的路子。数十万难民、失业工人、伤残军人在合作社找到生计，后方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得以稳定。正如宋庆龄向世界各地的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介绍工合运动的重要作用时所说：“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即令日本完全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

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迅速铺开，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蓬勃展开。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成立“工合”延安事务所，这是工合运动在解放区的第一个落脚点。短短几个月，延安地区就建起15个工业合作项目。边区用艾黎留下的1500元资金和20000元贷款，五个月内就办起了纺织、军装、肥皂、制药等多个项目，月产军装13500件、军帽1580顶、肥皂4000条。新四军军长叶挺1939年致信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时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即工合事务所）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基地。”合作社工厂用简陋的设备和最原始的工艺，硬是“铁匠铺造出手榴弹”“纺车织出军衣布”，将分散的手工业者凝聚成支持抗战的经济防线。

“工合精神”的跨太平洋传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是连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关键人物。1938年，卡尔逊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访问中国，深入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了八路军的治军模式。1940年，他又跟随艾黎赴东南、西南考察工业合作社的实际运作。根据地的见闻与工合运动，使他对“官兵一致、共同协作”的“工合精神”产生了强烈认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受命组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他直接将“Gung Ho”定为部队口号，在训练中借鉴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官兵平等理念，这支队伍因此被称为“工合营”。1942年，这支部队奇袭马金岛，以小股兵力完成突袭作战，一战成名。之后部队开赴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丛林之中长途转战，以灵活战术打击日军，在南太平洋取得多次胜利。“GungHo”随之在美军全军流行，成为形容部队士气高昂、团结协作的标志性军语，并由此进入美国大众日常语言。

战后，“GungHo”一词正式成为英语通用形容词，常用来描摹同心协力、热烈进取、充满冲劲的状态。它见证了二战时期中美文化的双向交流。那份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精神从中国出发，经战场实践反哺回英语世界，完成了一次跨太平洋的文化传播。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从战时生产转向和平建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穿越战火岁月，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并不止于一套工业合作制度，更在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民，秉持互助共济的信念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