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绵阳、江油、平武等地，于9月2日抵达兰州。9月4日，他开始动笔撰写红军长征的通讯，依托沿途实地走访与一手见闻还原长征真实历程，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军进行虚假宣传与污名化的舆论垄断，让红军长征进入国内外公众视野。范长江因此被誉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之后，范长江对东北“无声无息地送掉了”深感痛心，意识到“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抗日问题”，要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他曾作为一名志愿者，赴热河、长城沿线前线劳军，又搭乘军车去绥远开展为期十天的社会考察。随着东北和华北危机的加深，西北的战略位置凸显，促使他将目光聚焦西部。西部能否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范长江毅然决定深入西部实地考察，去探寻民族抗战的破局之路。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是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内在思想动因。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置抗日大局于不顾，调集重兵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在范长江看来，这是“国力的巨大消耗”。彼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更不“认得一个共产党人”，仅从报刊或者马路的标语、口号中获取只言片语。国共双方孰真孰假、是非曲直，更是让他无从辨别。为了弄明白“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为了什么”，范长江于1934年夏在南昌多渠道搜集“大批红军方面的油印土纸小册”，如饥似渴地阅读，得出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战争丝毫“没有道德的基础”的判断，并从中国共产党“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得到了兴奋与愉快”。南昌之行促成范长江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对共产党过去的了解根本不对头，是被人欺骗了”，故而对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正如范长江所说，“我想去研究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最好到红军中去，彻底弄个明白”，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那我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客观报道红军长征，还原红军真实面貌

从1935年7月到1936年5月，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其间，他近距离观察和研判红军长征行军态势，先后在《大公报》发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松潘战争之前后》等系列报道，生动展现红军长征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范长江最早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进行了报道。在《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一文中，他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为写作视角，叙述从瑞金到陕北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报道中既有心态的描述，更有场景细节的纪实。亲历者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极端艰险：“山上积雪几尺厚，空气也不够，到山顶即人人头昏，滑倒地上，立即死去。过这架山，死去好些人。”亲历者还讲述了过草地的心惊胆战：“在草地里一望平原，无树无村，人影也不见一个，地下间隙的长着一堆一堆的丛草，地皮是水和泥混成的软土，不能支持人的体重，下脚就陷入一二尺深，走上半里路，已经使人感到万分疲乏”，“到了夜间，风雨交加，下面潮湿又透草而过，全身战栗，冷彻心肝！”字里行间体现着长征之艰难，彰显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顽强革命意志。

范长江始终秉承真实客观的新闻立场，坚持“忠实地报道给读者”，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提出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的基本观点。他在公开报道中直接使用“红军”的称谓，提及“剿匪”时加注引号以表明自己的立场。针对国民党污蔑红军无政治目标的错误说法，范长江坚称红军是“北上抗日”。这些报道，让国内外对红军长征尤其是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有了理性认识。

范长江的长征系列报道，向外界真实展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与优良作风。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他详细记述了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凡所过之地，秋毫不犯，所取用任何物资，一律给以现金，只有比市价多，没有比市价少的”，即使遇到农民已经逃离的，“如果取用了什么东西，总是付加倍的代价，放在农民家里，绝对的不占便宜”。这些鲜活的事例与朴素的语言，展现出红军爱民亲民、严守纪律的本色。

在《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一文中，范长江直接点明红军的组织特征，“就红军的特殊性言之，军事绝对听党的指挥”，“代表党的毛泽东即为红军中心之所在”。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范长江写道红军战士“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农村青年”，军队的着装“棉的、夹的、单的、军衣、便衣，应有尽有”，营连长以下干部选举的基本要求有“忠实”“耐苦”“不打架”“不骂人”等等。这些平实客观的文字，还原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真实样貌，传播着红军与长征的真实形象。

让国内外持续关注并深入了解红军

范长江采写的红军长征系列通讯，戳破了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谎言，向国内外读者真实呈现红军长征实况，展现了红军长征的丰富场景，构建了红军长征的最初历史叙事。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社开会时，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与宣传部部长肖向荣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太难了。”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也评价道：“长江在1935年写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令人吃惊。”

范长江撰写的系列通讯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后，“红半了天，受到全国人士的注意”。文章被《国闻周报》、《大公报》上海版等转载，凭借着报刊庞大的发行网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被更多的人“看见”。不仅如此，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也转载了部分报道。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创刊号上刊登的《红军在西北开展》的文章中，即转引《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中“既不占地，又不攻城，只绕了几个圈子”来概括红军在西北的机动作战。这些文章在巴黎的发表，与1936年3月开始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的陈云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形成了“联动效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红军长征的持续关注。

而长征系列报道对范长江个人而言同样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他萦绕已久的困惑，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让他在实地见闻中明晰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未来，为他日后成长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埋下了思想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