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我们那里俗称“泥水匠”。工地有远有近，父亲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全凭两条腿，却从没迟到过。那时候，父亲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奖品永远是一张奖状、一条雪白的毛巾和一个印着红色“奖”字的白搪瓷缸子。父亲以此为荣，我们全家也都以此为骄傲。

那时候，父亲的早饭固定是面条，因为吃面条既方便又快捷，能确保他不迟到。自我记事起，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就是从父亲早晨的一碗面开始的。面当然是母亲手擀的，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从不例外。一年四季，不管天多热多冷，天不亮母亲就起来给父亲擀面条了。中国北方的冬天，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起来的时候天往往还很黑，尤其冬天，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屋里没有暖气，连炉子也没有，摸哪里哪里冰凉，水更是凉得冰手。母亲习惯了这一切，舀水、和面、揉面团、擀面，面条擀好，拉风箱烧火。水烧开了，面条丢进锅里，另外切几刀葱花放碗里，滴上几滴菜油，撒上一小撮盐……大约忙活二十分钟，面条就煮好了，盛在碗里热气腾腾上了桌。此时，父亲已经坐在餐桌边等候了。他吹了吹碗上的热气，三下两下把面条拨进嘴里，一面吃，一面用筷子挑起下面的面条散热，这个吃面的动作深深刻进了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中午不回家吃饭，因此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时候工地远，就住在工地上。

那是20世纪60年代，粮本上供应的白面比例有限，我们全家人除了春节吃顿饺子，或母亲看望我姥姥时蒸上一锅白面馒头和糖三角，其余的白面都给父亲擀面条了。父亲这么急切地吃早饭，当然是为了赶去上班。父亲是县建筑公司（早先叫建筑社）的五级瓦工，是那时候我们县里级别最高的瓦工，全县没有几个。那个年代房顶上铺的多为小青瓦，状如鱼鳞。据说，这种瓦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汉，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仰瓦上翘如船，伏瓦下探似桥，仰瓦承接雨水，伏瓦压在屋脊和屋檐两侧，有很好的防风作用。仰瓦伏瓦各司其职，配合得天衣无缝，不能不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父亲最擅长的就是上瓦，几乎无人可以比肩。一摞瓦在父亲手里，行云流水，眨眼工夫就在房顶上铺了一片，而且严丝合缝，平整如一。父亲还是工地上的领工，我们县的诸多建筑如电影院、戏院，都是父亲领着工人盖起来的。父亲与工人一起掂着瓦刀砌墙，蹲在房顶上上瓦。作为领工，父亲更是以身作则，哪怕迟到半分钟也不允许，不仅不能迟到，他还总是提前赶到工地，他说：“不然，我就没资格管别人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母亲一直都把为父亲做早饭当作头等大事。

父亲活了83岁，工作到70多岁才退休，那时候别说双休日，星期天也没有，只有雨下大了无法出工才可以休息，这样的机会一年也没有几次。母亲嫁给父亲多少年，差不多就擀了多少年面条。尽管有时候母亲也抱怨父亲“一根筋”，但这并没影响她天天早起为父亲擀面条。母亲还有个口诀：擀得薄切得细，吃到心里才乐意。我工作后，有一年回家探亲，有一天天黑了父亲还没下班回来，我就去迎他，那时正是家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走了一会儿，我看见父亲推着自行车孤独地向我走来。这一年，父亲已经过了70岁，可能是天黑的原因，视线不好，父亲才推着车子走的。我心头一热，急忙迎上前去，叫了声“大”，把自行车接过来，推着与父亲一起往家走。

因为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兄妹几个没多少机会与父亲亲近，总觉得与父亲有着距离。随着慢慢长大，我对父亲的了解才越来越多了。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没有机会多读书，仅认识些字。在工地上当领工，要会看施工图纸，父亲都是自己琢磨掌握的。当然，父亲也遇到过麻烦，记得我读初中时，有一次父亲拿回家一张图纸，指着一个地方问我能不能看明白。我看了好一会儿，像看天书，十分惭愧地摇了摇头。那天晚上，家里的油灯一直亮着，我后半夜起夜时，看见父亲还坐在油灯下，一会儿皱着眉头思考，一会儿拿着铅笔在图纸上画。后来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弄明白的。但不管父亲用什么方法，他都必须弄明白，不然就没法施工。

父亲不善言辞，习惯默默地干活，我从没见他抱怨劳动辛苦，反而能感觉到他对工作很有满足感。大概是1970年，我刚升入高中，学校停课了，在家闲着没事，父亲让我跟他去工地上干临时工。那一年父亲照例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到了年底，建筑公司召开表彰大会，上千名工人席地而坐，公司领导点名让父亲上台说几句。在工人们热烈的掌声中，我看见父亲犹豫着，后来在公司领导再三邀请下，父亲才从工人中站起来走上讲台。他脸通红，站了足足有一分多钟，脸也越来越红，终于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然后就尴尬地走下来了。工人们也都笑着，而掌声却更加热烈了。

父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父亲有张与母亲的合照保存在我的手机里，我时常点开看一看，我看父亲时，父亲也注视着我，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我觉得欠父亲一个墓志铭，于是我给这张照片配了一行文字：每个毕生都在劳动的人，都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