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五言律诗为北宋名臣包拯所写。诗中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衬“清心”品质，以秀干、精钢之作为抒发“直道”之志，彰显了包拯的志向与品格。宋人张田编纂的《孝肃包公奏议集》收录了包拯生平的大部分奏议，其内容集中体现了包拯“清心”“直道”的清廉品格和从政主张。

清心为治本。端正思想是吏治的根本。《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在担任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端州知州等职期间，拒受贿赂、断案如神，深受百姓敬仰。他痛恨贪官污吏、嫉恶如仇，表现出清廉从政的坚定立场。他在《求外任》中自述立身之志，“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在《乞不用赃吏》中，他鲜明提出，“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一生为官清俭，不置私产、不谋私利，深得百姓之心，因此口碑极高。清代嘉庆《合肥县志》记载“藕出包家河为佳”。相传包拯晚年，宋仁宗将庐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此河后称“包河”。族人在此植荷，长成孔大节疏的莲藕，包公命家人定规仅可用藕济民。民间相传此藕藕丝极少，取“无丝”谐音“无私”，借以象征包拯铁面无私、清廉自持的为官操守。在合肥包公祠内，有一口古井，清人李国蘅撰文《香花墩井亭记》，感叹“不廉者，饮此头痛欤”，故人们又称这古井为廉泉井。

直道是身谋。刚直的品性是修身的原则。关于包拯的为人处世，在《宋史·包拯传》等史书中都有评价：“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由包拯门生张田编纂的《孝肃包公奏议集》，原收奏议171篇，后经现代学者搜集佚文、校勘整理，共得奏议187篇。这些奏章、陈表字里行间皆可见包拯治国安邦的远见与担当。包拯或针砭吏治，主张严明赏罚、任用贤能；或关注民生疾苦，呼吁轻徭薄赋、赈济灾荒；或忧心边防隐患，献策修饬武备、巩固疆土。包拯在《再请选转运提刑》中提出：“并请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序深浅为限，则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凛畏矣。”包拯担任过监察御史、知谏院，任职台谏期间，他对贪腐之官的弹劾有理有据、公正无私。据现代学者考证，包拯传世奏议中有55篇指责了当朝人物，涉及官员60余人。包拯先后6次上疏弹劾权贵张尧佐，斥其无功受禄、惭羞不知，“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劝宋仁宗勿徇私恩，应“断以大义，稍割爱情，追寝尧佐过越之恩”。在《弹宋庠》中，包拯指责宰相宋庠，“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他认为这种“太平官”的行为极为可耻，向宋仁宗进言，“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包拯为官始终保持廉洁、正直本色，以正道直行闻名朝野。《宋史·包拯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不要做使后人蒙羞的事情。包拯不但廉洁自持，而且传下了好的家风。《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进士及第后，出知建昌县。因父母年迈，他辞不赴任，朝廷改授其监和州税；父母仍不愿随他赴任，包拯便毅然辞官归里，居家侍亲。父母相继离世后，包拯于墓侧结庐守丧，后经乡里父老劝勉，方才赴调复出为官。包拯辞世后，宋廷赐谥号“孝肃”。合肥、开封、肇庆等地都建有包公祠、包公庙，各地百姓经常去拜祭他。包公祠享堂的墙壁上有一方石刻，上面刻有被后世称为“史上最严家训”的《包拯家训》，载明“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据出土的墓志记载，包拯次子包绶、嗣孙包永年，无论在哪儿任职，都恪守家训、廉勤自守，故包拯家族也被誉为“忠贤将相，道德名家”。欧阳修曾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处事方式提出批评，但仍客观评价：“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称包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同僚吴奎称赞他：“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包拯的“孝肃家风”被后世广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