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出自南宋文天祥的长诗《正气歌》。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国家危亡或个人遭遇困境时，忠义之士的气节品格才会显现，其事迹将被载入史册流传后世。这首诗创作于文天祥被囚禁于大都（今北京）期间，是他在极端恶劣的牢狱环境中写下的千古绝唱。

《正气歌》共60句，300字，语言质朴却字字千钧，情感沉郁却充满力量。开篇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破题，将“正气”与天地自然相联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作为其中的代表性名句，既是对历史上忠义之士的赞颂，也是文天祥对自身气节的坚守与剖白。当时代陷入困厄、个人遭遇绝境时，高尚的气节才会凸显，这些坚守气节的人，终将被载入史册，永远为后人铭记。此句自诞生以来，便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评判士人品格的重要标尺，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国破家亡中的“正气”淬炼

《正气歌》的创作，与文天祥的人生境遇、南宋的国运走向紧密交织，是时代背景与个人意志碰撞的产物。从时代背景来看，南宋末年已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自1234年“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失去了金国这一战略缓冲“屏障”，直面蒙古大军的猛烈进攻。1267年襄阳之战爆发，历经6年苦守，襄阳城破，南宋的军事防线彻底崩溃；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今杭州），南宋朝廷被迫投降，恭帝被俘，虽有残余势力在浙南、闽北组建小朝廷继续抵抗，但颓势已无法逆转；1279年崖山之战，宋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幼帝跳海，南宋正式灭亡。而《正气歌》创作于1281年，此时文天祥已被囚禁两年有余，南宋的灭亡已成定局，元朝廷通过各种手段劝降，试图让文天祥屈服。

从个人境遇来看，文天祥被俘后的牢狱生活堪称“人间炼狱”。他被关押在大都一处长三丈、宽八尺的狭长牢笼中，囚门矮小需躬身出入，窗户高耸难见天光，房间内潮湿阴暗，每逢暴雨便积水成涝，床榻常被浸泡；天气炎热时，房间不通风且闷热如蒸笼，屋外还被故意安排烧火做饭，加剧酷热；牢笼中还关押着其他囚犯，吃喝拉撒皆在一处，秽气、霉气、烟火气等“七气”交织，瘟疫频发。

正是在这样国破家亡、身心备受摧残的背景下，文天祥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未染疾病且意志未垮。他自问缘由，最终领悟到是“天地之正气”支撑着自己——这种正气既是对家国的忠诚，也是对道义的坚守。

“节”的三重内涵

《正气歌》中“时穷节乃见”的“节”，并非简单的坚持，而是文天祥一生践行的价值准则，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终极体现。

“节”是危难中的坚守与不屈。文天祥的一生，从20岁高中状元，到47岁从容就义，几乎始终在“救亡”的道路上奔波：1275年响应勤王号召，组织万余人义军抗击元军，即便被造谣为“乌合之众”，仍坚持入京保卫京师；1276年被迫出使元营谈判，因拒不投降而被扣留，后历经千难万险逃脱后仍组织抵抗；1278年在五坡岭被俘后，屡次自杀未果，即便家人先后离世、队伍溃散，仍拒绝投降。这种“节”，是面对绝境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尊严，也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绝。

“节”是对国家尊严与民族大义的守护。南宋朝廷投降后，文天祥本可选择归隐或屈服，但他始终认为国家虽亡，君臣之义不可废。即便在大都狱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若降，可拜宰相”的诱惑，他仍坚定表示“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这种“节”，是对家、国尊严的捍卫。

“节”是对信念的矢志不渝。文天祥自幼崇敬欧阳修、杨邦乂、胡铨三位乡贤，三人皆以忠义著称，谥号中均带“忠”字，这种“忠义”理念自小便在他心中扎根。为官后，他亢直秉性不改，即便因弹劾权贵、反对迁都而屡次辞官，仍不变对“直道而行”的追求；被俘后，即便身陷“七气”交加的牢狱，仍坚信自己所行之事是“大道”。这种“节”，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写照。

养“气”以成“节”

文天祥的“气节”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尤其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理念，以及宋代对士人精神的塑造。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提到的“浩然之气”，直接源自孟子的思想。《孟子·公孙丑上》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是一种“配义与道”的精神力量，需要通过长期坚守道义、践行仁德来培养，一旦形成，便具有“至大至刚”的特质，使人能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提供了精神修养的路径。文天祥自幼研读儒家经典，对孟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他在为官期间，屡次拒绝妥协、坚持直道而行，正是“养气”的实践。他在《正气歌》中自问为何未染疾病，最终将原因归结为天地之正气，本质上就是对孟子“浩然之气”的继承与升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地位极高的时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会氛围为其气节的培养提供了土壤。一方面，宋代统治者对士大夫给予极高的尊重。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这种政策让士大夫敢于直言进谏、坚持己见，不必担心因言获罪，从而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文天祥坚信自己作为士大夫，有责任为国家安危发声，即便因此辞官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宋代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士大夫的道德自觉。宋代理学名家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天下大道”相联结，要求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思想让士大夫将道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形成了强烈的道德自律与历史使命感。

正如明代于谦的评价：“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文天祥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终在国破家亡之际，用生命践行了士大夫的道德准则。他的“气节”，早已超越了个人层面，成为“忠义”与“坚守”的象征。即便在今天，他的精神仍在提醒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信念的坚守、对道义的担当、对尊严的捍卫，永远是人性中最璀璨的光辉，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