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历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改革开放史、外交史。出版专著1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外交评论》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朝关系的演变与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8BDJ073），于2024年底结项，获评“优秀”等级。

一

我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开始于20多年前的本科学习阶段。2001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鲜语专业求学。现在回想起来，入学之初发生的几件国际大事对我影响很大。9月初，中朝两国高层互访恢复，对两国在新世纪发展双边关系影响深远。几天后发生的“9·11”事件改变了世界格局的走向。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朝鲜半岛又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朝鲜也在此后数年成为国际新闻头条的“常客”。

本科阶段的朝鲜语学习，让我在逐渐掌握基本语言交流能力的同时，对朝鲜半岛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历史是现实的根源，考察朝核问题产生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对朝鲜战争的战后处置，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源自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分裂。历史研究需要追根溯源，因此我将硕士论文题目定为二战后美苏在朝鲜半岛的托管政策，试图从源头上厘清朝鲜半岛问题。但彼时的我，从治学角度来看，还是历史学的一个“门外汉”。

真正步入历史学殿堂，了解这门古老学问背后的方法与奥义，还是在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冷战结束后，学界提出了“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范式。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多国多边档案，重点关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受导师影响，我利用自己熟练掌握朝鲜语和英语的语言优势，也开始接触涉及朝鲜半岛的多国档案。在导师建议下，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确定为冷战时期的中朝关系史，重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也是在导师的耐心指教下，我得以慢慢窥见做学问的门径。

二

2012年，我来到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工作，这也是我由学生向学者身份转变的开始。2013年，我申请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史专业的在职博士后，在合作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确定将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作为自己今后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依然聚焦朝鲜半岛，但研究时间段延伸至改革开放史。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十二大指出中国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明确提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体现在对朝鲜半岛政策上，使之成为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13年，我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考察研究（1978——1992）”，并于2017年结项，项目成果免于鉴定。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于2018年再度以“改革开放以来中朝关系的演变与前景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研究时段进一步拓展至2012年，涵盖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朝关系。2024年结项成果鉴定优秀，两个项目都重点聚焦改革开放后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史研究是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成果而言相对欠缺。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中朝关系尚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成果发表，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朝关系的研究则不多见。由于外交史研究一直是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梳理改革开放时期中朝关系的演变历程，其学术价值在于不仅有助于丰富外交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而且有助于厘清国家间关系，启迪外交思路。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朝关系的演变与前景研究”是一项带有开拓性的研究课题，但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条件，结项成果的欠缺和不足也是存在的。目前结项报告的分析重点在中朝双边关系，而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朝之间的互动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双边互动，而是复杂的多边互动。当然，要将这些多边互动都纳入研究已远超出本课题的范围。但补充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仍是极有必要的，这也为未来进一步完善此项研究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三

从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获得立项到项目结项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以下三点心得体会。

首先，研究方向要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所谓鲜明的个人特色，即申请课题的研究方向一定是学者本人长期追踪、研究且有深厚积累的领域选题。“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地跟着风向转，捕捉热点，最终会让研究失去主攻方向。同理，申请课题要学会扬长避短，在个人擅长且具有优势的研究领域寻找课题。在有长期积累的研究方向上接力选题和申报，一方面能够极大提高课题申报命中率，另一方面也能够取得高质量的结项报告。我个人申报的2项国家课题，都是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朝关系展开，前后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递进性。这样更符合历史学研究的选题拓展规律。

其次，历史研究需要适当走出唯史料至上的思维桎梏。治史当然主要依赖档案和文献。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档案和文献不可能完全获取，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发挥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历史细节固然重要，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更多来源于历史趋势与历史规律的研究。如果一味依赖史料，很多研究可能完全无法推进。学者可以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逻辑链，通过后续材料的不断丰富和补充，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就好比一幅素描画，先勾勒出大致轮廓，知道画的是什么，再通过描绘具体细节，让画作精致化。总而言之，走出惯性思维的桎梏，迈出研究的第一步，非常关键。

最后，学术研究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有些研究领域立项容易发表却很难，有些研究成果可能一段时期无法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那么这些冷门专业和方向值不值得坚守？答案当然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人文社科领域，基础性研究非常重要，很多研究的突破得益于前人打下的坚实基础，而相当一部分的基础性研究并非“显学”，这就需要学者甘于坐冷板凳。一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早年在华北大学任教期间，在治学上就开始提倡“二冷精神”，就是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坐冷板凳”意味着学者要专心致志做学问，不慕荣誉，不追求名利，不追随时尚，甘于寂寞，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方向。后来南京大学有一位韩儒林先生，在与范老接触后很有感触，回去后写了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被视为严谨求实治学态度的概括，流传至今。今天，这种甘于坐冷板凳、潜心做扎实学问的治学态度依然是中国学界需要且应当被提倡的，这也是中国学者应具备的学术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