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1915——2019年），江苏江阴人，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等。著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等，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迄今发行3000余万册，对一代又一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发挥了巨大作用。徐中玉作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之一，治学范围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主张学有所用

在一部自选集中，徐中玉将代序的一篇自传命名为《忧患深深八十年》，以表白自己一直为祖国和人民而深怀强烈忧患意识的赤子之心。他说，“我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变成只是‘书斋之学’”，“力求研究工作能同现在遭遇的新问题、新情况联系起来，使我的工作不致成为空谈”。徐中玉反复强调文学和文学研究要勇于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强盛的重担，“不能脱离时代，不能不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艺理论界的学科理论建设开始走向活跃。然而，伴随着理论建设的空前繁荣，在文艺理论界和文学创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论调和不良倾向，并一度流行甚广。徐中玉以其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鲜明地指出了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种种偏颇、错误观念和文坛的不良创作倾向，并深入批判了其谬误之处，发表了多篇批判“强调审美性，脱离社会性”“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等观点的文章。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常常围绕着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展开，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批判错误观点与阐发学理、问题分析与规律探讨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在学术著述外，徐中玉以卓越的学术领导力，创建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三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专业刊物。这些学术组织和刊物对新时期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学科的重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团结凝聚同行专家、培养青年学者、推动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还全力推动在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为青年人的学习生涯注入了一抹人文亮色。

坚持独立思考

徐中玉坚持独立思考不仅是一种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更是一种学养、功力、眼光。他不但“不唯上，不唯经典著作”，而且绝不趋时阿世、随波逐流，很少受到社会风气和时代思潮的左右。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许多论断都是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作出的独立思考。

世纪之交，文艺理论研究界回顾和反思百年学术历程时发现，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长期处于从国外引进的状态，而相对忽视了本民族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建设，以致在国际文论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其实，徐中玉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多次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总目标问题是关系文论发展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引进西方文论绝不能代替自己的文艺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族文艺学建设不可能植根于外国文论之上，“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脱离了本国文论历史的实际几十年，基本上不是在走自己应走的道路。不是没有一点进步，但整个来说，立足点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先是照搬欧美，然后是照搬苏联，现在又有人照搬外国现代派”。

徐中玉认为，当时我们建构的一些“体系”因其强烈的理论自足性而淡化了与文学创作、批评、鉴赏等文学实践活动的血脉关系，文学理论距离文学实践也越来越远。“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徐中玉的文艺理论研究坚持以文学性为本位，对文学的功用，文艺创作、批评、鉴赏中的种种艺术规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不仅弥补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格局的不足，而且对推动当代文学创作、批评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中玉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常常体现出多元视角下的辩证思维。例如，他反复强调西方文论讲究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中国文论注重整体观照和直观领悟，两者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都是独特民族性的表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是多样的，无论是理论思辨还是经验分析，都各有其长。

追求厚积薄发

徐中玉治学非常重视学术积累。他曾反复强调真正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我是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积累文论资料，在被迫搁笔的20年间，依然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丰厚的学术积累，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材料的丰富翔实而令人叹服不已。

徐中玉治学主张贯通古今中外研究、贯通文论研究与文学作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一系列对古代文论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论文，如《文艺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方面沟通起来》等，多次强调文艺理论研究应当贯通古今中外，进行比较，找出各种普遍的规律，而且还应当把文论研究与作品研究联系起来。在具体研究中，他也总是对该主张身体力行，如《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为了论证文学创作既需要深入生活，又需要跳出生活的圈子进行思考、分析、辨别，他博引了大量的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外国文论的相关资料进行论证。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畛域分明。这种学科内部的分化虽然有利于学术研究向专深发展，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学术视野的狭隘，一些跨学科的学术问题更是难以进入研究视域。徐中玉的治学方法，依然对当今学界正本纠偏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