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没进过影院了。除了在央视的电影频道与某部电影偶遇外，电影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2025年春节，哪吒“大闹”世界影城，并创造出亚洲电影票房之最，勾起了我对电影的一些记忆。

小时候，我对电影曾经那样着迷，看见大街上新张贴的电影海报，心里便百爪挠心。电影票虽然只要五分钱一张，却没钱看，常常约上几个小伙伴，吃过晚饭乘着夜色去翻电影院的墙，看“免费”电影。电影院的围墙很高，我们搭成人梯，先将一个人弄到墙顶上，先上去的人再把下面的人一个个拉上去。《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电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逃票看的。看“免费”电影的人多了，自然会引起电影院管理者的注意，有一次我们全被“生擒活捉”，关进电影院的一间小屋里，直到夜深人静才放出来，回家又受到父母的严厉批评，从此再也不敢去逃票看了。

到了青年时期，我依然是个电影迷。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胜利油田钻井队的钻工。钻井队驻扎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草甸子上，生活的全部内容除了睡觉就是干活，没什么娱乐活动。半年后钻井队搬到县城附近打井，去县城看电影就成了最大的乐趣。从钻井队驻地到县城大约五公里。电影晚上放映，而钻井队三班倒，要看电影上白班的时候不能去，因为干了一天活实在太累；上四点班的时候也不能去，因为要上班；只有上零点班的时候，才有时间去。上午去买票，到了下午晚饭也顾不上吃，从食堂买几个馒头，一边啃一边往县城赶。看完电影天已经很晚了，隆冬的野外很黑很冷，无遮无拦的北风呼啸着，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驻地立刻钻进暖和的被窝里睡上一觉，而事实上是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别提睡觉了，因为回去后就到接班点了。这时候又困又乏的我，心里就会生出些许悔意，后悔去看电影，但等到下次上零点班的时候，又忍不住会去看。

因为喜欢写作，在钻井队工作不久就在油田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作品。钻井指挥部电影队想找个人写幻灯脚本，于是我有幸调出钻井队，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电视还极为陌生，因此对电影普遍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每次出去放电影，拉我们的汽车还没到，放映点上的人早已经得到消息，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晚上有电影的“喜讯”。尤其是几个家属点，如分厂和附近的几个村，这些地方住的都是钻井工人的家属，男人在钻井队上班，几个月也回不来一次。钻井工人的妻子在地里种水稻，老人和孩子不出工。家属们早早就蜂拥到放映点，放映场地都是露天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占地方。太阳还老高，场地上就摆满了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椅子、长条凳、小板凳、小马扎，还有用不同颜色画出来的各种不规则的圆、线条、曲线，用砖块和石子摆放出表明“此处已经有人”的种种图案。拉我们的汽车一进村，小孩们便呼啦一下子涌过来，先是迎着我们的汽车跑，然后是跟在汽车后边在卷起的尘土中奔跑，一边跑一边高喊：“放电影啦！放电影啦……”汽车一停，他们立即围上来询问放什么片子，是不是“打仗”的，得到答案后，便一阵风似的跑出去做义务宣传员了。

又过了不久，实行改革开放，电影的数量增多了，还有很多进口影片上映。有些特别受欢迎的影片要连续放十几场，我也因此享受了一场又一场电影盛宴。比如反映二战时期南斯拉夫游击队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故事片《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看得多了，电影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我几乎可以背下来。

油田俗称“没有围墙的工厂”，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到了春节，他们也会像鸟儿一样飞回自己的老家。当然，也有不少人要留下来坚持生产。进电影队的第一个春节，只剩下我与放映员小马值班，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放两场电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放映地点是作战室。作战室里面墙上挂的是地质构造和剖面图，是地质学家们研究石油生成条件和布置井位的地方，比较宽敞。

那年春节，雪下得特别大，一觉醒来，我听见外面有人问“过年好”的声音和人行走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声，知道有人向作战室走去准备看电影了。而且大都是妇女和孩子，因为男人不是在值班就是要去生产现场。我和小马立即起床，检查了一下片子，就提着片盒，踏着没过脚脖子的积雪向作战室走去。那个春节期间，依稀记得我们放映了《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霓虹灯下的哨兵》《五朵金花》《江山多娇》《青松岭》《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地雷战》《地道战》《黑山阻击战》《渡江侦察记》等多部影片，只是那个春节的年初一，我第一次没吃上饺子，别说饺子，饭也没吃上。但作为一个“资深”影迷，我给大家放电影，一起看电影，别提多开心了。

现在回想起来，电影给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欢乐，陪伴着一代人的成长，留下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