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提出了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展望。仔细阅读罗素的表述可以发现，这个展望中的关键词是“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罗素把学习当作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当作他对中国乐观期待的重要依据。

“给整个人类以新的希望”

伯特兰·罗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在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罗素对中国作出了一个预测——“中国以其资源和人口完全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最强国家”。同时，罗素也提出了一个西方人难免会有的担心——“在为足以维护独立而增强国力的过程中，中国会不会使国力大到足以开始帝国主义的营生”。在此基础上，罗素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增强国力只是为了足以自卫而非进一步征服异族；如果一旦国内太平他们就搁置被列强拖入的富强追求，而放开手脚去发展科学艺术，并开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发挥了最适合她来发挥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最没有希望的时代，给整个人类以新的希望。”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中国问题》会发现，罗素对中国未来的这种展望，与他在书中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观点，有密切联系。他提到：“在现今的中国，我们的文明与这个天朝帝国的本土文明之间，发生着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的结果是什么，是培育出一种比其双亲都更优秀的新文明呢，还是干脆将本土文明摧毁并由美国文明取而代之，这一点尚在未定之中。”在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人学习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学习阿拉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拜占庭人。许多此类个案中，学生被证明是比老师更优秀的。就中国而言，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当作学生，可能又会是这样的情况。”

在这段人类文明发展叙事中，关键词是“学习”。关于学习，从古到今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许多重要论述；相比之下，当代心理学家的一些研究，也很值得重视。例如，有学者指出，人类独有的认知技能最初的凸显，是随着智人的出现才发生的。如此短时间内发生那么大的进化，关键因素是人类特有的借助于语言而进行的“文化学习”。与最近几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相伴随，“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些概念也频繁出现在生活当中。正如今年年初以来我国的科研团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告诉我们的，机器学习领域的不断进步，只是人类学习在超出动物学习以后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最新形式。说到底，人类的学习能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

“他们渴望的不是征服”

罗素是一位顽强的和平主义战士，他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用武力反抗强权、抵御侵略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极为敬重。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天然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善的——对别人以礼相待，并期待对方以善意回报。他甚至说，中国人只要愿意，他们是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民族的；然而他们所渴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征服。但罗素也担心，恰恰是为了在近代以来力图征服自己的列强面前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中国人不得不向列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采纳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结果很可能是这个和平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变得像欺侮她的列强一样称王称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说，中国就“名胜而实败了”。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听过罗素的演讲，并与其新民学会同道对罗素观点进行过深入思考。罗素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形式逻辑时，还提到罗素，说罗素送他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当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并强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时，当毛泽东在预言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同时告诫“要谦虚”，并且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时，就证明了中国的发展对他国、对世界决不是挑战和威胁，中国决不会称霸。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更说明了罗素的担心是多余的。

罗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展望，不仅与他把“学习”当作人类文明发展最值得重视的力量这一观点相联系，而且可以从中华民族自己有关学习的智慧传统那里得到最重要的支持。中华民族不仅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而且高度重视学习——不仅愿意学习，而且善于学习。《论语》首句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孔子看来，只有配上了“好学”这个“元德目”，其他德目（仁、智、信、知、勇、刚）才不会走样甚至变质。在孟子看来，虽然好学的弟子越多越好，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师者也不能只知教而不愿学。根据《礼记》所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不请而来的“教”，强人所难的“学”，都是有违《大学》所谓“絜矩之道”的。

“想得更多的是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中国古代的“好学”传统在现代中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罗素对此也有敏锐觉察：“我毫不怀疑，如果能有稳定的政府和充足的经费，中国人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将开始创造可观的科学成就。中国人超出我们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新鲜热情出场的，他们身上焕发着新潮气息。事实上，少年中国派的学习热情，不断地让人想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

不知道是否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罗素意识到，哪怕承认学生经常被证明是比老师更优秀的，他作为西方人说中国是自己的学生，总不太妥当。所以，他在之前那段话之后赶紧补充说：“事实上，我们（西方人）要向他们（中国人）学习的东西，一点也不少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我们学习的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担心我们并非可教之才。”罗素感慨：“当我去中国时，我是去教的；但在那里的每一天，我想得更少的是我能教他们什么，而想得更多的是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正是出于这样的态度，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写道，“只有中国人最了解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这句曾被习近平主席在英国演讲时引用过的话，清晰地表达了罗素对善学好学的中华民族的乐观期待和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