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冀中区党委在黄敬书记支持下成立了新世纪剧社。

1940年夏，黄敬听了新世纪剧社梁斌社长的汇报，对剧社的工作作出指示，他要求：“新世纪剧社今后除了演戏唱歌之外，还要像只老母鸡那样工作，下蛋孵小鸡，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鸡，把冀中的文艺工作活跃起来。”

为落实黄敬的指示，剧社分成若干小组到定县、安平、安国、博野等县招收了400多名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村剧团骨干，开办了两期文艺训练班，冀中平原大地一时出现了“村村有剧团，处处有歌声”的景象，剧社如同洪流般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激励着冀中军民的抗日热情和革命斗志。

1927年8月8日，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1940年5月，未满13岁的我就投身革命，加入了新世纪剧社。社长梁斌是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是剧社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业务上的多面手，他能写能导能演，一手持枪、一手拿笔，创作不断、演出不停。当时，他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上背着长枪、腰别手榴弹，一脸英气，健步如飞，身后队伍中有人挑着两盏汽灯，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幕布和道具。梁斌带领我们上前线为战士和老乡们演出，曾经演过的剧目有《血洒卢沟桥》《爸爸做错了》《放下你的鞭子》，演出反响强烈。乡亲们说，新世纪剧社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剧社”。

舞台上有一个情节是几个日本鬼子追赶两个中国姑娘，演到这里时，战士和乡亲们群情激昂，发出阵阵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看到日寇占领东北，父女二人不得不以流浪卖艺为生时，人们屏气凝神、泪流满面，听到女孩哭泣着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有的观众悲愤得顿足捶胸，还有人同情地向舞台上扔铜板和银元。

我的家乡定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北部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地，军区后方供给处就设在定县西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军为稳定后方，配合太平洋战场，对冀中发动了空前惨烈的大“扫荡”，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我们新世纪剧社有六七十人，都是文职人员，且多是女演员、小演员，没有武器装备，没什么战斗力。梁斌总是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冒着枪林弹雨，一直在白洋淀地区和敌人“捉迷藏”。因为战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敌人的“扫荡”是长期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新世纪剧社宣布解散，把人员分为四个组，隐蔽在附近的几个县里。

我隐蔽在沧州地区的一个小乡村泗水岸村的一户农民家里，对外说我是大娘的大闺女娟子的女儿。大娘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

1942年夏天闹蝗灾，庄稼被毁得很厉害，老乡们用自己做的工具打蝗虫吃。大娘家也打了很多，拿回来把蝗虫的头去掉，洗干净，在锅里炒熟，用红高粱面饼裹着吃。

我吃后身体很不舒服，先是头疼，接着肚子疼，随后四肢抽搐起来。大娘见状，着急地说：“哎呀，这是得了绞肠痧，治疗不及时会死人的！前几年咱村得这种病的，因治疗不及时，死了两个人呢！”大娘二话没说，急忙让娟子姐把我背起来，找到村里一位会治这种病的老大娘。老大娘让我躺在一块门板上，全身上下扎了100多针，躺了一个多小时，病情才慢慢好转。娟子大姐高兴地说：“你这个丫头命真大！”

过了没多久，听说日本鬼子要进村清查人口，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娘家。大娘看我只穿了一件短袖小褂，关爱地说：“天快凉了，你穿得太单薄了！”她连忙找到一块和小褂颜色差不多的布，把我的短袖小褂缝成了长袖褂子。临走时，我抱着大娘哭了，我真舍不得离开她们母女！

新世纪剧社在战火纷飞的5年里，出没于枪林弹雨，转战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既是一个演出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走遍了冀中平原，受到冀中人民的厚爱和欢迎。

1940年至1947年，我先后在冀中新世纪剧社、抗大七分校文工队、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1947年9月至1955年9月，我在中央机要局从事译电工作，曾任译电股长。1945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

如今，我已经98岁了。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是那些诞生在枪炮声中的剧目和歌曲，却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所湮灭，它们不时地在我耳畔回响，特别是房东大娘和娟子姐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一样，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培训部副局级组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