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的二层为特色馆藏区，陈列和展示约16000册特色文献，以丛书、套书为主，突出资料史料，包括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海外中共研究文献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流连其中，越发感到党史文献的浩瀚。
　　在二楼的中心位置，整整两大排书架，陈列着涵盖了具体到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党的组织史。让我激动的是，在山东省沂水县、黑龙江省庆安县、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党的地方组织史中，我查阅到了祖父刘京学、祖父的堂兄刘京俊的部分资料。遗憾的是，因战争等原因，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记载并不完整。但结合我之前查阅过的其他文献记录，剪辫子的故事、山东战工会在对崮峪的突围战斗，与祖父生前的口述一致或大部分一致。简短的文字见证了我祖父那一代人经历战乱、投身革命的青春岁月，以及改造旧河山、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与热情。
　　据山东地方党的组织史资料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组织在山东农村围绕剪辫子、反裹脚进行斗争。祖父生前回忆，他念学堂时才剪了辫子，为此惹得家中长辈大怒，他则以离家出走一天表达抗议。祖父对此很是自豪，“这就是革命”。我对此一直想不通，不是辛亥革命后全国就剪辫子了吗？很难想象，齐鲁大地的腹地，在辛亥革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后，依旧存在留辫子、裹小脚这种陋习，摧残禁锢着人民的肉体和精神。
　　抗战时期，我们不止在大上海有“八百壮士”，在狼牙山有五壮士，在沂蒙山区的对崮山也有十四勇士。山东省沂水县西北部有座对崮山，因有两个崮（四周陡峭、顶部较平的山，沂蒙山区特有地貌）相对得名，两崮之间是一条弯曲的大沟，直通对崮峪村。据文献中心的一些史料记载，1942年11月1日，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等领导机关1000余人被8000多名日军围困在对崮峪，国民党51军113师某部以及沿途收容的海军陆战队共300多人也到了山上，大家共同抗击日寇。掩护机关人员等突围后，八路军特务营剩余的14人跳下悬崖，营长严雨霖等8名勇士幸存，历经坎坷重返部队。此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在沂蒙山合围消灭我领导机关的企图。
　　对崮山又叫笛崮山，我一直以为是“地瓜山”，因为家乡方言中地瓜与笛崮发音相近。我之前查不到这场“地瓜山战斗”，只当作一场没有史料记载的遭遇战。当我查阅各类文献，才明白“地瓜山”就是对崮山。山东军区政委兼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的《回忆1942年沂水县对崮顶血战》记述：“我沂水青年团部队、沂水县的区分队，还有抗大山东分校的一部分人员，也都赶到这里来，参加了对敌战斗……战斗持续到上午十一点钟左右，东北军五十一军的一个营（不满员），被敌人拉网赶到这里，要求上山。”
　　这与祖父常讲的那场战斗高度吻合：“‘地瓜山’上，八路军和国民党一个青年营被鬼子包围了，在山上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最后有些人跳了崖。那天晚上，我看见山头之间一道道亮光（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从来没见过那么密的子弹。打完仗以后，附近的村民去山上收殓了烈士遗体。”当地将牺牲的抗战将士葬在一起，即现在的对崮峪烈士公墓。如今的对崮山，几公里外青兰高速车流不息，巨大的风力发电设备矗立在远方，完全看不出当年战场的模样。只有那些有名的、无名的烈士们，永远安息在他们守护的这片土地。
　　抗战胜利后，沂水有数十名县区干部随军挺进东北，其中就包括祖父的堂兄刘京俊。刘京俊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沂水县崖庄区做青年工作。根据沂水县组织史记载，“1943年夏，国民党51军撤出沂水七区一带，我随之设泮池区、马站区。两区机关均活动于原沂水七区西部山区，1944年8月，泮池区改称崖庄区，马站区委重新组建。”泮池正是祖父他们长大的地方。
　　1945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从山东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县团级以上干部中选调一批工作能力强、有战斗经验的党员干部到东北工作。沂水县委决定，调刘京俊等9名同志去东北。接到调令后，刘京俊等立即以商人的身份从沂水出发，在烟台上船、皮口下船，最后到达黑龙江庆安县。在这里，刘京俊一直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残余土匪进行武装斗争，参与建立和保卫东北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先后担任了武装队长、区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庆安县委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刘京学一直在家乡工作，组织史资料关于他的记录并不多，只看到1972年9月至1975年1月，任沂水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政工组副组长，1978年10月调往物资局。祖父讲过的故事是破旧立新的时代缩影：一是贯彻婚姻自由。祖父在公社任职时，有对年轻人自由恋爱、登记结婚，女方的娘家人却将新娘绑回了家。此事涉及包办婚姻观念和民族风俗差异，非常复杂，祖父带领工作组入村做工作，最终说服了女方家长，不仅促成了那对年轻人的姻缘，也打破了陈规陋习。二是坚持原则。祖父任职物资局时，分管过钢材等物资的调拨和分配，计划经济时期这都是紧缺物资。某地为了插队，送礼被祖父拒绝后，又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众故意踩住祖父的脚以示“威胁”。祖父直视着对方，“你想干什么！排队去！”看到大家围观，对方才老老实实去排队。
　　祖父堂兄刘京俊参与建设了攀钢，我尝试查找相关文献，《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记述，“1967年7月，四〇公司筹备组更名为东风钢铁公司筹备处（其筹备处先由郭遵义任主任，继由刘京俊、徐培琦先后负责）……1972年正式定名为攀枝花钢铁公司。”“刘京俊”这个名字让我眼前一亮，继而看到他是从鞍钢去支援攀钢建设。为了加速鞍钢恢复生产建设，从1948年到1954年，党中央向鞍钢调派了550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人称之为“五百罗汉”，后来又大部分调离支援全国建设。据《鞍钢志》等记载，刘京俊1949年到鞍钢工作，曾任化工总厂党委书记、鞍钢党委政治部副主任。为支援“三线”建设，攀钢的生产准备全部由鞍钢包了下来，1968年刘京俊带领鞍钢职工初到攀枝花就开始了艰苦创业，后担任攀钢党委副书记、书记。而此前，我并不清楚这些细节。
　　祖父那代人年少时家境尚可，也读了几年学堂，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新社会是发自内心的热忱。我觉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的这句话最能概括他们的精神追求：“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组织史里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支撑起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正是一个个保护婚姻自由、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小进步，才能艰难而坚决地破除封建藩篱、建设新中国。亲人的工作档案，印证了他们生前口述的经历，使我能够更加直观、深刻地感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