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苏州市吴江区黎里六悦博物馆参观时，我见到两卷陈年老旧的“窝积”，不禁勾起对这一老物件的回忆。
　　“窝积”，又称“窝集”，是旧时一种用芦苇手工编制而成的、用于储存粮食的长条形、便于窝蜷的器物。宽约35厘米，长10—15米不等，以老壮芦苇压扁后斜十字花纹织编，通体芦苇，没有任何辅材，具有良好的透气保温和防雨性能。成品“窝积”卷成一盘，以绳扎之，铺开则为一字阵，盘卷则成窝状，窝内堆积稻、黍、稷、麦、菽等五谷粮食，故称“窝积”。
　　旧时，江淮地区的粮行、粮站以及富裕人家通常都设有粮囤，用“窝积”囤储粮食。作家汪曾祺在小说《大淖记事》中说，巧云的父亲黄海蛟是个挑夫好手，“他专能上高跳。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 他在《八千岁》里也写道，“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他家仓廒里有堆稻的‘窝积’挤得轧满，每一积都堆到屋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镇江沿长江一带的江滩盛产芦苇。端午时节，江滩上连片生长的芦苇绿浪翻滚，人们便利用退潮，蹚着浅水去江滩中打芦叶（镇江人俗称粽叶），回去包粽子过端午节。深秋，大雁南飞，江滩上的青纱帐变成了黄金坝，芦叶枯槁，芦花飘曳，芦秆挺立时，便是芦苇的收获季节。这时，农田里的粮食大都收获归仓了，生产队就拣晴好天气安排芦农们去江滩割芦苇。
　　“窝积”是芦苇的“子孙”，芦苇是文雅的叫法，镇江人则习惯称之为芦柴。所以，割芦苇又叫割芦柴。镇江的江苇，由于受长江水的滋养，皮壳厚、身秆高、韧性强、节疤少、颜色润，质量上乘。芦柴有“大柴”与“小柴”之分，“小柴”如小手指般粗细，质地坚韧，表面光滑，一般用于做芦帘。“大柴”的植株有三四米高，直径比大拇指还粗，秆株直立，是打芦席、做“窝积”的上好材料。收割时，芦农们通常将割下的芦柴粗略分类，挑选一些粗壮的“大柴”，留着打芦席、做“窝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割芦柴必须将镰刀磨得锋利，还得另备一把钝刀。“窝积”制作工序颇为讲究，是一项技术活。选好笔直、粗壮的“大柴”，然后用刀将其从头到尾剖开一条缝，依次铺在地面，用石滚子将其反复碾压形成芦篾，再从梢向根部依次刮去芦皮。打“窝积”时，需跨坐在一个前低后高的矮长木凳上，将芦篾摆成十字起头，采用织物织补的技法，不断依次交叉加篾编织，用双手将芦篾推紧挤密，“煞边”收口如若不服帖，就用钝刀将之敲平。
　　由于镇江产的芦柴质量好，加上制作的“窝积”工艺好，花纹紧密、边角整齐、内外光滑，中看且中用，因此成为镇江周边金坛、溧阳、溧水、宜兴、句容、高淳等地客户的抢手货，甚至卖到山东、安徽各地。那时候冬春季节，柴草行也雇工专做“窝积”，一个熟练芦工，通常一天能打五花五丈“窝积”2盘，每盘收购价1元2角6分。
　　然而，打“窝积”是既苦又累的活计，旧时芦农曾流传一首民谣：“骑木凳，打‘窝积’，弯腰驼背忙不歇。双手刺得血滴滴，咬紧牙关不能息。”记得我小时候，家乡闹市五条街附近的中街与第一楼街之间的一段空地上，有一家柴草行，大门口堆满了一捆捆芦柴。我常去柴草行买柴火，便见到芦农们在打芦席、做“窝积”，虽是寒冬腊月，他们仍在室外作业，冻得双手皆是裂口，十分辛苦。
　　参加工作后，有一次我出差到河南开封，看到那里也产“窝积”，感到非常亲切。只是当地叫法不同，叫它“茓子”“圈席”“踅子”等。后来发现长江以南很多地方也都生产和使用“窝积”。只是有的地区不止用芦苇，还用高粱秆来制作，产品功效也不错。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前，这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用来储存粮食的农具了。
　　如今，家乡广袤的沿江芦滩湿地变为了一个个高楼林立的居民小区，芦席、“窝积”都早已没有了踪迹，我小时候家门口那一眼看不到边的芦苇荡和漫天遍野的芦花也成了内心深处的永恒记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衣食住行中的劳动工具和产品也越来越现代化，很多老物件都因失去功用而淡出市场。但是这些老物件是历史的见证，它与农业民族的手工劳作时代密切相连，曾经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镌刻着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喜乐悲欢，见证着历史发展的变迁，凝结着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为带有历史基因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