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一个描述地理地貌的常见字，在关中地区更常被写作“塬”，《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高平之野，人所登”。塬一般是指西北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四边陡、顶上平，简写作“原”。关中地区很著名的原地有五丈原、龙首原、神禾原、乐游原等。其实，西安南郊的少陵原也是颇有历史的，少陵原在汉代时本名鸿固原，是古代杜伯国的旧地，汉宣帝葬于此处，陵名杜陵，改称杜陵原。后来，宣帝皇后故去，葬在杜陵之南，陵墓较小，古时少小通假，遂改称为少陵原。
　　初冬的一个下午，信步行至西安城南之少陵原下，看见少陵公园的门牌，蓦然心动，想起了“少陵野老”这个名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自号“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必是与少陵原很有关联，于是在地图上一查，果然，杜公祠就在少陵公园以北不远处。
　　地图上标示得虽不远，但由于“塬”的地形复杂，走起来却几经辗转。到了杜公祠附近，仍不得其门而入，需要先步行上一道斜坡。行至半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牛头禅寺，这个寺庙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关中地区却很有名气，据说在唐代是樊川八大寺院之一，始建于贞观年间，很有些历史典故。
　　转弯绕过牛头禅寺，就从正面看到了杜公祠。杜公祠，是后世为纪念杜甫而建，最早建于明嘉靖年间，原址在牛头禅寺西南一里，清乾隆年间毁于火灾，嘉庆九年重建于牛头禅寺以东，也就是现址。因为素来敬仰杜甫，敬仰他的诗风诗魂，更敬仰他心忧国运、关心民瘼的情怀，所以我一直对他的生平和诗文创作很感兴趣。杜甫一生游历多地，所以多地也建有杜公祠，仅在陕西，就有西安、延安两处。今日造访的便是位于西安城南少陵原的杜公祠。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但其远祖曾隶籍于长安杜陵，现代诗人、学者冯至在其所著的《杜甫传》中称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13代孙，杜预就是京兆杜陵人，其后代才迁居河南巩县，因此，杜甫之于长安，并不仅仅是一个客居者。对杜甫的生平居所，人们更熟悉的是成都的杜甫草堂，以及那首著名的歌行体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但那是诗人在晚年颠沛流离时期的暂居之所，居住了不过4年时间。检视杜甫的一生，恐怕对他影响更大的，还是冯至所言的“长安十年”。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长安，他胸怀大志、意气风发，想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虽然因政治腐败未能高中，但在长安却留下了他一生难忘的记忆：与久已仰慕的李白、高适游历山水、畅饮论诗。
　　751年之前，杜甫在长安附近没有固定的住处，所居多半是客舍。到了中年后，更多时候寓居于长安城南的杜陵、樊川一带，才算是定居，说是“长安十年”，实际上他在长安的时间前前后后总共有13年。在此期间，他自号“杜陵布衣”“樊川野老”，充满乡土之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以悲悯的情怀，描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疾苦。那首著名的《蚕谷行》，“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反映了战争对百姓生活的摧残，以及他对平静美好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
　　在长安，杜甫真切地看到统治阶层的荒淫腐朽和百姓的困苦生活，正如冯至所言，杜甫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在诗中表达了对统治者仁政之失的惋惜，“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进而对百姓的深重苦难充满了同情。
　　迎着杜公祠，一路拾级而上，两侧石栏上雕刻着杜甫的诗句，如《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尽少年气盛之气概；如《赠卫八处士》，“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流露出沧桑之感喟……我一边走一边吟咏这些诗句，仿佛在跟随诗人的人生步伐，体味诗人的沉郁悲叹。
　　在杜公祠正堂观览展出的杜甫诗文著述后，出得门来，举目远望，对面便是暮色苍茫中的秦岭山峰。回过头来，看到一棵200多年树龄的古槐树，将繁壮浓密的树冠探入杜公祠院内，衬得祠堂更加幽深静谧。我想，千年前的杜公也一定曾这样远眺苍翠巍峨的秦岭终南山，他不知多少次渡过附近水流充沛的潏河、浐河，去细细地观察甚至亲身体验农人的辛劳。我似乎看到了一位久试不第、年近不惑诗人的身影，他衣着素朴、举止深沉，行走在河边、往来于田间，时而沉静凝思，时而与农人畅谈。
　　从杜公祠正门返身下来，映入眼帘的是茅草木门牌坊，上书：“情系苍生无愧诗坛圣哲，心在魏阙岂是杜陵布衣。”这副楹联语义直白，却意蕴丰厚，是对杜甫忧患精神的高度概括。
　　时间倏忽而过，天色已晚，归程路上，感慨万端。千载已过、逝者如斯，杜甫之所以长久地被人们铭记，不仅是因为他诗文中的才华，更在于他情系苍生，他不仅以诗言志，更以诗叙事、悯人，人们能不长久念之、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