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网络用语，“搬砖”是指人们对重复、单调工作状态的一种自嘲。然而，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历史上关于“搬砖”的典故——陶侃运甓，恰恰透露出一种积极进取、永不放弃的人生态度。
　　陶侃（259—334年），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字士行（或作士衡）。他出身寒门，却在世家大族垄断政治资源的时代，获得了晋廷重用，因平定叛乱有功而升为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并任荆江二州刺史，成为坐镇东晋都城建康上游的朝廷重臣，有效压制王导、庾亮等门阀大族对皇权的抗衡，为东晋政权的稳定作出贡献。陶侃一生，功绩卓著，这和他逆境中不抛弃、不放弃的性格特质密不可分。
　　父亲早逝，家道酷贫，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希望有朝一日能为官施展抱负，却苦于无人推荐。在实行多年“九品中正制”的西晋，选官上早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直到后来，鄱阳郡孝廉范逵来陶侃家拜访，了解到陶侃的才干和为人，向庐江太守张夔推荐了陶侃，陶侃才被张夔举为孝廉。凭借“孝廉”身份，陶侃去求见“性好人物，诱进不倦”晋廷高官张华，张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但陶侃并不因此灰心气馁，每次都神色安然。张华后来与他交谈，大为惊奇，认为他不同常人。于是，在张华的推荐下，陶侃做了郎中。至此，他更加勤勉做事，开始一点一滴积累起声望，为更多人所了解。
　　虽有一腔匡世济民的抱负，但陶侃在洛阳并没有能够出人头地，一直担任下层官职。但随着西晋后期“八王之乱”愈演愈烈，社会也加剧动荡，流民四起，其中蛮族首领张昌的势力最盛，引起晋廷的不安，令荆州刺史刘弘前往镇压，刘弘起用了已经44岁的陶侃。陶侃在作战中异常勇毅，一举平定了张昌之乱。经此平叛，陶侃在世人面前展露了出色的军事才干。此后，陶侃又作为主力，先后平定了陈敏、杜弢等叛乱。
　　早在洛阳期间，同乡杨晫称赞陶侃：“《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作战中，陶侃发扬他一贯的“贞固”精神，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缺少战舰，他就用运输船作战舰使用，有人说不能这样做，陶侃却不以为然：“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只要在有关文书中写清楚就行了。但是，作为颇具才干的军事将领，陶侃还是因“功高”而“见忌”，尤其在平定杜弢叛乱后，有意专权朝政的王敦，因忌惮陶侃的功劳，差点将他杀掉，后因部下劝解，将陶侃发往边远的广州任刺史。那时的广州，远处蛮荒之地，陶侃的部下都不愿意去。然而，陶侃并没有因此心生懈怠，而是念念不忘胸中的抱负。他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从屋里搬运到院中，晚上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中，日复一日，每次都大汗淋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陶侃怕舒适安逸的环境消磨掉自己的意志，不能堪当收复中原的大任，所以时刻磨砺自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陶侃运甓”的典故。
　　就这样，陶侃在广州一直待了10年。直到322年，王敦起兵反晋，陶侃才得到晋廷重用，以本职领江州刺史，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更主动的精神，继续有所作为。
　　纵观陶侃的后半生，不是在平定叛乱，就是在遏制可能发生的叛乱。他用自己的赫赫战功，为东晋政权特别是江南地区几十年的稳定作出了贡献。然而，随着社会的短暂安定，南渡的士族及他们的后人们，并没有从西晋的覆灭中汲取教训，而是继续崇尚清谈，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陶侃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他不仅自己勤于“俗”务，而且严格要求身边的参佐僚属不得荒废职事，在当时可谓特立独行。南朝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评价陶侃“性检厉”，其中也暗含着对他的批评和不以为然，可见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之深，也更见陶侃的贞固独行有多么不易。
　　陶侃性格缜密，勤于查访，他常常鼓励农业生产，注意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未熟的稻谷，陶侃问他拿来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责罚，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他节用惜时，在造船的时候，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陶侃命人用木屑铺在地上。保存的竹头，后来在钉装船时用到。他还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身处乱世，陶侃在门阀士族不愿为、寒门子弟不能为的社会境遇里，永不言弃、持续努力，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