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1日，母亲走了，享年87岁。
　　母亲一生历经战争年代的苦难、建设时期的苦劳和社会变革的苦乐。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虽然平淡平凡，但宽容谦让、与人为善，受人尊敬。对我们做子女的来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人间最苦，莫如爹娘！
　　母亲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她却用无数细微的小事，体现大爱和美德，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我觉得这比太阳更光辉，比黄金更珍贵，让我们终身受教受益。这里谨记二三。
　　（一）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安徽农村出现的饥饿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时候，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口粮艰难度日。尽管如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时常发生。特别是春天闹饥荒，家里人也不得不去挖野菜充饥。有一次，我吃野菜中毒，肚子胀气，放在地上躺了两天，才慢慢缓过来。
　　记得1960年春的一天，母亲不知从哪儿捡到几粒黄豆，放在野菜锅里。豆子煮熟了裹在菜里找不到，盛野菜给我吃时只找到三粒。她后来一直为此事感到内疚，总是念叨该吃的没有吃上，抱怨那几粒豆子不知道给谁吃了。三粒黄豆蕴含的母爱是我一生最深刻的感受。我曾经把这个故事说给读小学的儿子听，没有想到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把老师都感动得哭了。可见母爱的力量浸透肺腑，摄动魂魄。
　　（二）
　　1964年，我从父母居住地的小学，转到爷爷家所在的杨村小学读书。两地相隔15里地，没有公路，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迈开两脚走路。那时家乡的路都是羊肠小道，对一个10岁的小学生来说，单独走这么远的陌生小路是有风险的，所以大人们也都放心不下，每当开学时都由父母送我到爷爷家，放假时爷爷再把我送回到父母身边。印象中母亲送我的次数是最多的。
　　开始，母亲全程护送我。走累了，就让我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从第二趟起，母亲边走边跟我说，这条路上有多少弯，转弯的地方有什么标志，走到岔路口不知道怎么走，可以到路边的人家去询问。还跟我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次数多了，路就熟了。第三趟时，她把我送到临近杨村的地方，要我胆子大点儿，自己走到爷爷家。等我到爷爷家门口时，发现母亲就在后面一直跟着。原来她对我一个人走路还是有点担心，直到看见我安全到达，才放下心来。再到第四趟送我时，只送一半路程就让我一个人单独走。就这样，母亲一次次护送我，慢慢地引导我独立出行。由此，我常常体会母亲当时的良苦用心，千方百计培养我的独立能力，同时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让我领悟，人生的道路最终要靠自己去探索。
　　（三）
　　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过得好不好，关键在于一个“学”字。“学好杨六郎，学不好卖麻糖”，向我灌输一种价值追求：读书好，有作为，可以保家卫国；学不好，没有什么出息，但也要有能力养家糊口。母亲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无论如何都要掌握一些谋生本事。具体说，就是要学一些工匠活，保证自己能有碗饭吃。“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停课，学生上不了学，社会上流传“读书无用论”。但我还是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向别人借了一些初中课本，在家自学。父母说，书本要读，农活也要干。一方面要我到生产队干农活，挣点工分，一方面要我去学点手艺。
　　先是学理发，这个简单，技术要求不高，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去县城学瓦工，这个体力活较重。母亲说，儿子个头小，不适合。于是要我学做面点糕点，烧饼、油条学会做了，麻花、月饼、江米条也能做了，接着去制作挂面。这些都是很实用的，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成家后做饭做菜从来不发怵。
　　再到后来，母亲要我跟她学做缝纫，大概是还想培养我做个男性缝纫师。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里第一批到扬州接受缝纫培训的学生，技术水平还是被大家认同的。在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下，一般的缝纫活儿都实践了。“线走直，脚压平”的要领大多能够掌握，“裤子不上腰，一天七八条”也能做到。虽然那时我没有学到家，也未如愿成为裁缝，但后来遇到缝缝补补的事，倒也不发愁。
　　母亲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留给我们的都是对儿女慈爱关爱的深情，为了儿女的成长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的品行。追思母亲的过往，最难忘的就是她那无私的母爱，一桩桩一件件都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母亲走了，母爱永恒。恩情多深，思念多长。我们以有这样的母亲为荣！如果真的有来生，也还愿做她的儿子，报答她哺育儿女的大恩、呵护子女的大爱。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