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北京的特色建筑，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北京有句老话叫：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胡同见证了北京7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早期，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都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过、战斗过。今天看似平常的一些胡同里，曾有一些报馆、会馆等场所与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
　　报馆中的号角，凝聚觉醒的力量
　　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和32号，有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灰色两层砖楼和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这既是中国报界先驱邵飘萍的故居也是京报馆旧址。砖楼门楣上至今留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个大字。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了《京报》，原址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1925年10月迁至魏染胡同。邵飘萍选择用“一支笔”去唤醒沉睡的民众。在他的推动下，《京报》多涉及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时代话题，成为当时北京最进步的日报之一。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特有的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因为《京报》浓郁的政治色彩，印刷厂不敢承印。对此，邵飘萍不畏强权，坚持发声。1922年9月，《京报》发表了6000余字的长篇通讯，及时介绍了震惊全国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全过程。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为题，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揭露了反动军阀的罪行，撕下了他们“保护劳工”的假面具。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上详细报道了惨案的原因和经过，并怒斥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连夜写出《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为请愿民众伸张正义。因此，邵飘萍被军阀政府列入黑名单并出重赏追捕，4月26日在北京天桥遭杀害。同日，《京报》被封。“为报而生，为报而死”的他，用40年的人生，挥笔担道义、平社会之不平，英勇无畏地宣传爱国反帝思想，支持民众爱国斗争。1929年，在邵飘萍夫人支持下，《京报》复刊，并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后停刊。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起在北大的日子时，称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监狱中的斗争，铸就革命的力量
　　“我们的旗帜是红旗，红旗裹着战士尸。红旗飘飘啸，决一死战。怕死的东西滚开些，我们誓死拥护着红旗！”这是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胡锡奎和刘聚奎在狱中编写的歌词。草岚子监狱，曾经位于北海公园西边一条狭长胡同——草岚子胡同19号，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平津两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地方。
　　与胡锡奎、刘聚奎一起被关押的，还有杨献珍、安子文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他们在监狱里不仅要面对高高的岗楼电网，还戴着沉重的脚镣，大号镣重7斤半、小号镣重3斤，甚至随时遭受军警的残酷迫害。即便如此，也没能磨灭这些共产党人的斗争意志和坚定信仰。他们在坚持与敌人作斗争的同时，想出各种巧妙办法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他们在狱中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策反了一部分看守人员，帮助购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获得了在狱中学习的资料；利用“放风”和上厕所的时间传递学习材料，为了防止被敌人察觉，他们把学习完的材料泡在水里，揉成纸浆，倒进厕所里销毁。再比如，为了交流学习体会，大家想出了“打电报”的办法。所谓“打电报”，就是利用暖气管道做“电线”，用喝水的搪瓷缸子做“话筒”，发话人将缸子底部紧贴在暖气管子上，嘴伸进缸子口内讲话。收话人则把缸子口紧贴在暖气管子上，将缸子底部紧贴在耳朵上，来听对方讲话。
　　就这样，大家克服狱中的重重困难，阅读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经典书籍。杨献珍还组织精通外文的共产党员，翻译了《列宁主义问题》等外文书刊。
　　在敌人的监狱里，共产党员凭着对党的赤诚之心，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信仰更加坚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草岚子监狱斗争情况的汇报时说：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
　　会馆播撒火种，承载奋进的力量
　　北京胡同里的会馆也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北京的会馆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是各地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设立的机构及场馆，有供同乡同行集会、学子入京赶考寄寓等功能。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先驱也在一些会馆开展革命活动。
　　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新馆内，李大钊曾在此创办了具有时事评论性质的《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宣传阵地。北半截胡同20号的四川潼川会馆里，曾居住着大批潼川籍的北京党组织共产党员，1925年，他们在王荷波的领导下，以潼川会馆为革命据点创办了《梓光》杂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刊物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潼川会馆后来成为中共北方局的重要活动之地。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潼川会馆遭到破坏。中共北方局党组织迅速从北半截胡同撤出，转移到后铁厂胡同8号的叙府会馆。自此之后，叙府会馆便成为党组织召开会议、出版刊物、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烂缦胡同在清代曾聚集了6座会馆，但至今保存完好的只有位于101号的湖南会馆，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会馆里发表演讲，历数军阀张敬尧的罪恶和湖南人民的痛苦，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驱张大会”，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最终迫使张敬尧于1920年6月撤离湖南。校场头条7号院的云南会馆，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五四运动后，王德三、王复生、王孝达等革命先驱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是云南党组织创建过程中最早的基地。1932年著名音乐家聂耳也居住在这里，联合北京剧联中的骨干和活跃分子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如今，京报馆被列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会馆被列入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和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当我们探寻着革命者的足迹，再次穿行于安闲古朴的北京胡同，倚靠或触摸那些旧址上斑驳的灰色砖墙时，更能够深刻感知当年的红色印记。那些共产党人在革命岁月作出的奋斗和牺牲，永远值得尊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