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诗经》在先秦时被称作《诗》，或取其整数称作《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在先秦时期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作为言志抒情的文学作品被各个阶层传唱，更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乐文化被上层社会推崇，甚至成为各国外交时的必用辞令。孔子对《诗》非常重视，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授课内容。《论语》中记载，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并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
　　先秦时，《诗》的运用，以春秋时期最为典型。据统计，《左传》中的引《诗》数量达260余次，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按照用《诗》的方式，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
　　言语引《诗》，即在述说时引用《诗》中的句子来表达或印证自己观点。如《左传·桓公六年》载：“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太）子忽，大（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郑太子忽所引用“自求多福”，出自《诗·大雅·文王》，其含义是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会得到更多的福分。齐侯想把女儿许给郑太子忽，太子忽认为郑国国小力弱，无法与强大的齐国相比，与其结为姻亲并不一定会给郑国及自身带来多大的好处，因而拒绝了这门婚事。太子忽通过引用《诗》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既委婉，又增强了说服力。
　　礼仪赋《诗》，指在正规的宴飨仪式上，主宾各赋《诗》中的篇章或句子来表达政见或交流感情。这在《左传》中应用非常广泛，也最能体现春秋时期外交辞令的特色。《左传·文公十三年》载：“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郑国与卫国原本都是晋国的盟国，却又迫于楚国的压力不得不与楚国结盟。郑、卫两国担心晋国会因为这件事出兵讨伐他们，于是就请刚与晋国结盟的鲁文公出面平息此事。在这一背景下，郑伯在棐这个地方宴请了鲁文公。在宴会上，郑国大夫子家赋《诗·小雅·鸿雁》，取“侯伯哀恤鳏寡有征行之劳”之义，自言郑国寡弱，想请鲁文公向晋国求情。鲁国的季文子赋《诗·小雅·四月》，取其“行役踰时，思归祭祀”之义，表示鲁文公思归心切，不想因此事重返晋国。子家又赋《诗·鄘风·载驰》的第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取小国有难，有求于大国之义，再次请求鲁国相助。季文子赋《诗·小雅·采薇》的第四章：“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诗中“维常之华”，即“常棣之花”，比喻两国之间有兄弟情谊。“戎车既驾”“一月三捷”，指鲁国答应郑国的请求，重返晋国说情，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在这个有着重大意义的场合，主宾双方都是用《诗》中的语言来表达政见，言简意赅，含蓄隽永，体现了春秋外交辞令的主要特色。
　　典礼歌《诗》，同赋《诗》一样，也是用在正式的场合，不同的是，赋《诗》是由参加典礼的主宾双方亲自诵读的，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不歌而诵”；而歌《诗》是由乐工来演唱的，有时还伴有舞蹈。《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这里提到的《肆夏》是《周礼》中记载的古乐章名，而《文王》和《鹿鸣》则出自《诗》大雅和小雅，都是乐曲。金奏是指敲击钟镈为奏乐之节，工歌指乐工演唱。金奏、工歌是用古诗中常见的互文现义的写法，指既有音乐，又有乐工演唱的一种宴乐。典礼歌《诗》是西周礼乐形式在春秋时期的延续。
　　评论用《诗》，是指针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用《诗》加以评论。这种评论用《诗》多以“君子”（即《左传》作者）的口气，如《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节，郑庄公受颍考叔劝告，与母亲姜氏和好如初，作者就用“君子曰”的形式加以评论：“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在这里，《诗》中的观点成了作者衡量是非、评判得失的标准和参照，《诗》也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道德准则。
　　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诗》作为一种礼乐文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用途，尤其是在《左传》中，《诗》的运用真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