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陈志雄 福建援疆厦门分指挥部指挥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委副书记　　
　　在国际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东方”“西方”这样的概念，近来“全球南方”的提法多了起来。请问，如何理解“全球南方”？

解读：赵 柯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俄罗斯与欧洲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全球南方”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把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作为其重要战略目标。2023年2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创纪录地邀请了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代表参加，并且特别以“南北合作”为主题设置专门讨论；2023年5月19日至21日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特地邀请了巴西、科摩罗、库克群岛、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有代表性的“全球南方”国家参加峰会；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23年版《通商白皮书》首次写入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方针，提出要与值得信任的国家在构筑原材料供应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势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在哪里？
　　从地理上看，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部，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因此，国际社会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概念变得更为流行，这里的“南”“北”并不是严格地按照地理方位来区分，而是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政治特征进行划分，一般来说，“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把“全球南方”定义为“77国集团和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热捧和操控“全球南方”概念的同时，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妄想分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当前对于“全球南方”的划分并没有国际公认的界定，对于这些概念的内涵也存在争议和不同的解读，但相较于传统“南方国家”的定义，“全球南方”被赋予了更多的国际政治内涵。首先，“全球南方”中的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因此更加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其次，“全球南方”由于更容易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负面影响，所以对推动当前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有着共同的诉求；最后，“全球南方”把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提倡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多元与包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阵营化对抗。
　　“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战略目标和体制机构的国际组织或者国家集团，而是一个具有相似历史经历和发展水平，在现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相对处于弱势，同时又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发展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虽然没有固定和统一的组织形式，但彼此相近的理念、制度和利益使其往往能够在全球事务中的一些领域或者面对重大国际事件发出相同声音，采取相近的立场。特别是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不甘成为大国间博弈的棋子，而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积极扩大“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在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看来，许多全球挑战产生的根源在于西方主导下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未充分考虑“全球南方”的角色与诉求，“全球南方”需要团结起来，重置当前不平等的全球治理机制。
　　“全球南方”升温的原因
　　“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热捧，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的变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西方国家则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超过发达国家，这是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西方国家的核心成员G7的GDP总量在20世纪70年代占全球经济的60%以上，到了2022年，G7的GDP在全球中的比重，已经下降至43.91%。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1年，G7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5.7%，而中国为38.6%，是全球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火车头。相比西方国家经济的疲弱，印度、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在全球治理上，“全球南方”的国际话语权也显著提升，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经贸体系、地区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积极进取，改变了之前被动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既有安排的态势，更加主动地推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与方案。
　　“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尤其体现在对待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上，美西方国家的对俄政策并未得到“全球南方”的接受与认同。“全球南方”不愿与西方一起孤立俄罗斯，因为他们质疑，为什么要在西方家门口的冲突中支持西方，而与此同时，西方几乎没有帮助平息他们所在地区的冲突，甚至助长了这些冲突，并且西方也没有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中他们所面临的能源和粮食供应等紧迫问题。西方国家也意识到，如果不面对、不解决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对并不总符合其利益的国际秩序的不满，就很难将“全球南方”争取为盟友。“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愿追随西方选边站队，这不仅让西方国家震惊于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也让其深受刺激，认为“这是一个警报”，感到了要加强争取“全球南方”的紧迫感。甚至有西方舆论认为，争取那些曾被其长期忽视的国家，让这些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比如那些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对维护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这是西方第一次要依靠“全球南方”国家，而这些国家第一次可以反过来利用其对西方的影响力。
　　正是在此背景下，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关系，避免失去“全球南方”，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比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长达16年，但总共访问巴西四次，相等于每四年一次，其继任者朔尔茨上台不到两年就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3年6月出访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四国时，宣布在欧盟全球基建计划框架下，在拉美地区投资100亿欧元。2023年7月17日至18日欧盟27国与33个拉美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8年来的首次欧盟—拉共体峰会。
　　“全球南方”兴起的影响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全球南方”的兴起就是这一革命性变化的重要体现。“全球南方”力量的壮大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看清西方大力争取“全球南方”背后的战略意图，即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再分类”，试图分化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西方还试图通过利用“全球南方”的资源和市场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推进其对华“去风险”战略。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与中国紧密的经贸关系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让其面临严峻挑战。在地缘政治竞争趋于激烈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担心与中国过于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使其陷入被动依赖，试图与中国建立一种“功能性贸易伙伴”关系，增强与中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可替代性。这种带有深刻“冷战思维”印记的“全球南方”战略明显背离了历史和时代潮流，不可能赢得“全球南方”的真正认同，注定不可能成功。
　　开放与合作是应对封闭与对抗最好的途径。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持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不断增强对南南合作的投入力度，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动员发展资源，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提升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推进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陆地与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工业化转型升级，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为各国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互学互鉴；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这不仅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空间，也为我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