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字仲沄，1893年1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次年下半年考进本科国学门。1917年大学毕业后在辽宁、河南等地师范和中学任教。1923年至1938年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书。1940年1月，范文澜抵达延安，至1943年5月，一直在延安马列学院（后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党的八大、九大，分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1969年7月去世。
　　思想上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古文学派学者陈汉章、刘师培，深受古文训诂学家黄侃的影响。这些老师也对“笃守师法”、朝夕诵习经书的范文澜大加奖誉，认为颇堪传授“衣钵”。他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前后任教10多年，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程，出版《文心雕龙讲疏》《水经注写景文钞》《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著作。其中《文心雕龙注》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再重版，至今仍获得海内外文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赴延安之前，范文澜已经是一位在大学任教十多年的教授和出版多部著作的知名学者。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激荡下，范文澜积极投身民族革命事业。五卅运动后，他在天津参加了各界反帝大游行。1926年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同年秋入党。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编写《大丈夫》一书，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爱国志士的壮烈事迹，号召民众争当坚决抗日、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该书成为范文澜著述生涯的转折，为尔后《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撰开拓了先路。开封沦陷后，范文澜受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到中原游击区做干部教育工作。在艰苦环境中，他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上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1940年1月，范文澜带着30多箱书籍，辗转到达“寤寐求之”的延安，不久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担任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央党校三部，范文澜调往中宣部工作。在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范文澜获得了更加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在研究马列主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通史的道路，编撰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着手撰写《中国近代史》，完成了从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跨越。
　　受命编撰《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到延安时，抗日战争正由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同志严肃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任务，强调研究历史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范文澜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写一本干部历史教育教材。1940年8月，他组织历史研究室着手编撰《中国通史简编》。这部著作最初是集体起草，最后由范文澜改写完成。
　　在撰写过程中，范文澜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古代史分期问题。要撰写中国通史，首先要对中国古代史进行分期。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对地下发掘的资料和西周留下来的典籍，从土地所有制、农民的私有经济和西周的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等方面，论证西周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并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成为古代史分期中持“西周封建说”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二是如何评介“经学”问题。当时国民党掀起尊孔复古思潮，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异常激烈。如何认识和对待经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不容回避的现实任务。因范文澜在经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这一重任便落在他身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辩证法对经与经学进行了新的理论认识。
　　解决这两个问题后，范文澜在1941年底完成了约6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原计划下册编写近代部分，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而中断。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书，主要在于他兼通“新”“旧”两种学问：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对新学的独到领会，并在实践中服膺马克思主义。
　　《中国通史简编》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都让人耳目一新。在观点上，主要有5点创新之处：一是肯定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是劳动人民；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阶段；三是强调封建社会的起点是西周；四是强调阶级斗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五是注重收集生产资料的材料。写作体例上，夹叙夹议，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反对离开中国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中国历史的新学风。语言文字上，深入浅出，事例生动，采用口语文体，通俗易懂。
　　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被解放区各地干部视为必读之书。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在国统区也广受进步青年欢迎，尽管受到查禁，但10年间仍刊发了8种版本，至于各版本的重版、翻印和发行的册数已无法统计。毛泽东对该书评价很高，“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把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作为首要工作，1950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率先创立近代史研究所，并设立“通史简编组”。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中宣部曾提名他为中科院副院长，他坚辞不就，希望有充分时间写书。196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出版，但这部修订本并非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通史》。
　　在党校的讲课和其他著述活动
　　延安当时学术研究气氛相当浓厚。因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精湛的研究，1940年，他应邀在中央党校作3次经学史的演讲，在延安产生很大影响。前两次，毛泽东都亲自来听，第三次因病未能到现场听。事后毛泽东看了第三次的演讲提纲，亲自给范文澜写信，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范文澜将演讲整理成《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他在经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长达2000年、内容繁复、头绪紊乱的经学历史，作了首创性的系统总结。
　　范文澜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在毛泽东直接指示之下进行的。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重点开展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并提议进行分工研究，由范文澜作政治史、艾思奇作哲学史研究等。范文澜接受任务后，全力以赴投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写作。1945年已撰写至义和团运动，此时却因调离延安前往晋冀鲁豫边区工作而中止写作。已撰成的书稿，后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由新华书店出版。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开端，受到学界推重。出版后一再修订重印，至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第9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教育了几代人。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1956年被聘为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的外聘专家，讲授中国通史课程。1961年9月，范文澜应邀来中央高级党校作题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漫谈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当时史学界对王朝体系的态度，以及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问题。这场报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很多识见和观点展现了范文澜敏锐的思想、深厚的学养以及高度的学术责任感。
　　严谨治学，谦和为人
　　范文澜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可概括为两个字——“实”和“冷”。
　　“实”就是务实严谨。范文澜早年受训诂考证方法的熏陶，形成了考究钻研的学风，凡事都讲究出处。到延安后，范文澜经历了整风运动洗礼，更加力戒脱离实际的空谈，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问题。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次工作人员大会上，范文澜把著述的过程比作蚕吐丝，蚕不断吃桑叶，一边吃一边消化，成熟了就可以大量吐出丝来，有了扎实的基础，才能写出好作品。范文澜编撰的《中国通史简编》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史料翔实，采用很多考古材料作为依据。毛泽东评价说，“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冷”是指坐得住“冷”板凳，甘于寂寞，埋头苦干。范文澜到延安后便决心“要毕一生精力写出一部通史来”。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范文澜的工作室是个土窑洞。在一盏黑烟弥漫、火光如豆的小油灯下，他坐在冰冷的木凳子上，依靠一支笔、一支旱烟袋，每天从上午8点写到夜里12点以后，写累了就靠在窑洞墙壁上略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写作。长期的伏案工作，加上纸质反光和灯光昏暗，使得范文澜原本近视的视力更加受到损伤，最终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在学术研究上，范文澜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他在《中国通史简编》前三章发表时的引言中特地申明：陆续发表已成的初稿，借以获得同志们以及全国历史学者的严正批评，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此外，他不仅将书稿寄给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的吴玉章阅提意见，还组织召开关于书稿批评建议的座谈会。再版时，范文澜根据吴玉章和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对书稿作了修正。
　　范文澜到延安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但他从未摆过专家的架子。当时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中青年，年纪较大的范文澜，被尊称为“范老”。但范文澜极为谦虚，多次不让大家这样称呼他，还谦逊地说，党内称“老”，不能仅因为年事已高，还有政治含义，我是不敢当的。对于身边同志的历史学习和研究工作，范文澜也十分耐心。他对一位第一次来拜访的同志说：不要称呼范老，要叫同志。你在工作中有困难，随时来找我，我尽力帮助你。与范文澜同在历史研究室工作的同事回忆，范文澜是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同志之一，“对于像我这样连当他的资料员也不够格的人，也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帮助”。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