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8日，我正式到中央党校入职从教。
　　成为党校人，缘于一段特殊的经历。因为在此前3个月，我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应届研究生身份已经留在母校任教了。但是那年10月，妻子休完产假带女儿回京，住房却没有着落。正当我焦虑犯愁之际，听说中央党校需要能够讲农业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课程的青年教师，并且住房条件相对好些，我便前往求职，顺利被党校接收。这样，我成了一名党校教师。
　　在中央党校安家落户后，教员工作该怎么干，对我来说成了一个难题。主管教学的校领导讲，党校教学必须重视教学相长、学学相长，教研室领导也这么讲。但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初是云里雾里。
　　不久，教研室老师们的一次交流，使我对教学相长的含义加深了理解。当时资历很浅的我和几位年轻老师都感觉党校的课很难讲，学员经常会有意见。一位老教授对我们说，党校学员总体来说水平比较高，要求自然也高。在党校讲课，只看书本和中央文件还不够，更要了解学员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搞清楚不同学员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背后的原因。老教授的一番话让我联想到参加学员小组讨论时一位学员的建议——“党校可以少安排点课堂讲授，多安排点时间让学员讨论”。显然，这也是希望在教学中多一些学学相长。两者综合起来，使我对如何做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有了新的领悟：教员向学员学习，并不是简单地以谦虚态度面对学员，而是要强化问题意识，通过与学员交流，深层次了解学员的思想，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落实到具体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就是要求党校教师有别于高校老师，不仅要关注其他学者的观点，更要对学学相长的内容予以重视。
　　老校长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的校训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落实校训，要求党校教员和学员发扬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自己刚上讲台那几年，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观点加例子，课堂上介绍的案例基本上是从各种媒体上搜罗过来的。校委会要求教员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虽然努力去做了，但实际上是停留在走马观花、听听汇报的层面上。把这些东西拿到课堂上去讲，总觉得不那么贴切。在向学员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认识到，学员是在工作岗位上真抓实干的，教员讲的观点要想有说服力、能够被学员接受，就应该寻求机会同学员们一起干。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2004年应来自西藏阿里地区的学员邀请，我带领一个调研组到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上调研三周多，提出政策建议并被采纳。2013年受来自广东省清远市的学员邀请，参与了清远农村综合改革，为巩固和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支撑。
　　临近退休那几年，我对自己在“三农”领域所讲的关于改革和发展的几个主要观点，有了一定的底气，因为都源于亲身实践。
　　党校姓党，是党中央赋予党校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标识，更是对党校教员的要求。党校人姓党，高扬党的理想信念旗帜是根本。我在中央党校工作生活30多年，树立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校委会对教师党性的高度重视、党校老前辈的言传身教，使我逐步提高了党性自觉，深刻认识到，在党校从教不论属于哪个专业，都要把党的理想信念贯穿教学与科研中去。也就是说，选择了党校教师这个职业，就不能仅仅把它理解成谋生的饭碗，必须要把从教生涯与践行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有机地统一起来。否则，书上写的口中说的与心里想的不一致，人生就做成了夹生饭。回顾几十年党校从教经历，能够形成这样的认识也体现在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中。
　　我研究的农业农村经济专业，可以说与我们党历经百年建立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直接相关。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与平均地权紧密相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而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我深刻认识到，消除绝对贫困，亿万农民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是在党的领导下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出来的，这是一首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史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归根到底，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满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所以，我在讲课和写文章时，评价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改革创新举措、分析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及破解之道，都始终如一贯穿着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这条红线。
　　随着专业研究的深入，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加坚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刘易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按照这个理论来发展经济，研究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存在很大局限性。
　　2009年，在开展课题研究时，我重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经典著作。我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在上世纪30年代就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问题。但是，与西方经济学家主张依靠资本家阶级推动经济发展不同，毛泽东是在二元结构社会中寻找到改造中国的动力，而动力之源是给劳动者以利益。领悟到这些，我感到豁然开朗，很快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以《运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精髓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为题，发表在《理论动态》2009年年底的两期上，2010年获得了中央党校科研一等奖。此后，我感到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的认同更加深化，讲课和写文章也更加得心应手，对党校从教的职业与党员的理想信念合二为一找到了感觉。
　　一晃，我在中央党校的工作生活已经有30多个春秋寒暑。如今虽然退休了，还可以为研究“三农”问题发挥余热，感到十分充实。往事桩桩件件凝聚成一句话：党校从教，人生无悔。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