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年），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著述丰硕，对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卓越贡献。他自幼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又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6年学成回国。傅斯年在求学生涯中勤奋学习、艰苦努力，逐渐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留学归国后先在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1945年9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具有国家史学最高研究机构掌门人及大学校长双重身份。傅斯年的读书与谈史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曾说过“此虽旧域，其命维新”，主张史学研究重在创新，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的深刻认识。
　　构建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
　　傅斯年赴欧洲留学前，在文史领域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留学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了实验心理学，选修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谈道：“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强调自己“于科学上有些兴味”，还讲述了在英国恶补自然科学知识的经历。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他也讲道：“斯年临去国时，已决心学心理学”，“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根基于科学上”，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欧洲大学选修自然科学的缘由。1923年9月，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心选学了“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的课程，又利用余暇研究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理论著作，还深入研读了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考据学著作。
　　自转到德国求学后，傅斯年在史学观点上的表露开始显现，对科学、史学以及治史方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7年的留学生涯，使他具备了西方自然科学背景，饱尝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蕴，再加上之前6年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国学熏陶，使他具备了成为学贯中西优秀学人的潜质和条件。
　　立志在中国建设“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民国初年，学术上“再造中华”的时代要求为傅斯年提供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构建科学国学的文化自信。后来，他又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有机会实现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国学的愿望。傅斯年认为研究中国学问还得靠中国自己，他指出：“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主张中国学者应好好挖掘、利用自己的历史学、语言学的文化资源，他又说：“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都坐看它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明确强调保护、挖掘、整理中国固有的珍贵史料、提升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性。
　　傅斯年主张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同时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发展中国近代史学。他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强调要建设“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历史学，主张历史学应广泛地利用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断地扩展史学研究领域和历史材料，实现创新。
　　强调史料之于史学的重要性
　　“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些名句表明了傅斯年的治史态度，即必须以纯客观的态度治史学，而不能加入任何主观的成分。对于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置材料的态度是“证而不疏”。他认为，历史就像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但我们却不能把它们组合修补起来，只能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否则就会有我们主观的成分。因此，在研究中必须重视史料的挖掘和扩充，尤其要寻找第一手史料。“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为了不断地使史学发展、层累，就必须不断地收集资料、挖掘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句，是他强调史料对史学重要性的直观体现。
　　傅斯年在治史过程中还提出了史学考证“八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这八个方面的比较互证。在他看来，这八个方面的内容，十六种类型的史料表现方式，都很重要。他强调直接史料，即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样也强调官家记载及本国记载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有民间记载和外国记载不具备的特征。同时还指出不经意的记载，这种材料是非常可信的，可以作为互证、补充之用。
　　开发史学经世致用功能
　　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这与他的治史理念并不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呼吁“以笔抗战”，并实施行动。1932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用学术批驳日本野心学者提出的“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谬论，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占领东北制造合法性舆论的阴谋。他还用历史学家之笔宣传民族抗战精神，声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乃至上海抗战，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与19路军的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傅斯年还主张要通过编写历史教科书对国人进行现代国民意识和国民素质的训练，培养国民的时代感和现代意识，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要求要把历史写“活”，编成“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作成“一部有形体，有神采，能激发人，能锻炼人的书”，要将民族中伟大人物的事迹编写出来，将民族兴亡中的壮烈事件叙述出来，把这些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告诉读者。在他看来，中国繁荣时代的文化荣耀、国家衰落时的耻辱、民族英雄的壮举等等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用真实的历史事实启发民族感情，容纳民族思想于历史表述之中，这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