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曾在中国研读、旅行和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他考察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项成果，有评价称其为“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在书中，他以独特视角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小觑的力量”，称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
　　“极热诚地忠于他们的事业”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第一次来中国时，费正清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了解。20世纪40年代，他又先后两次来到中国，结识了很多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了龚澎、乔冠华，与周恩来也有进一步的交流。随着对中国革命研究的深入，费正清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极热诚地忠于他们的事业”，努力创造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新秩序，因此，他也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定改变中国的命运。
　　费正清提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充当开路先锋，他们把革命精神传播到各行各业的底层，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战斗的工会、农会。在书中，他这样描述：“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干作用。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共产党人唤起工人、农民奋起抗争的努力下，“千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开荒种粮，用尽各种办法大力发展生产。每一位到过延安的旅行者，都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心。费正清称赞延安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他指出，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外交官员和一些曾经到过现场的指挥官，对于共产党运动的决心和力量都是“很称赞的”。在提到延安成功的秘诀时，费正清认为除了忠诚守纪律的党员、对人民友好的军队、实行经济上的改良办法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实行了一种有说服力的民主办法，即“三三制”。在当时他感叹：“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
　　“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
　　“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就在国民党一边，中共一直是一个少数派，似乎就要被消灭了。20年后形势为何却颠倒了呢？”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共产党能获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关注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把人民视为“最终的裁断者和革命的恩人”，时刻注意“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
　　在对待人民方面，费正清认为国民党“一点都不高明”。他指出，国民党在掌权以后完全改变了性质，“只知道争权夺利，再也不愿意牺牲了”。国民政府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他们“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做官发财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一味向人民加税，“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例如“新兵草鞋税”“新兵养家费”“高射炮手训练税”“驻军取暖费”等等。费正清因此也得出了“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结论，意识到国民党逐渐失掉了中国人的民心。
　　相比之下，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共产党其中一条重要的工作原则就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改善农民经济状况，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更多的希望和机会给予贫苦的人民。不难看出，费正清承认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巨大努力，他提出，着重动员农民、改变农民生活的情况是“多么切中要害”，这是一种“真正有说服力的”工作方法。为此，他还在书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首先是认真仔细地到人民群众中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提出解决方案，向人民群众作出说明。在他看来，正是这些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民心”。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出现在中国。费正清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起到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特定情况。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这番事业“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创造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他在书中特别提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巧妙地应用到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中，对农村不同阶级进行细致而理智的分析，在一定的时期，实事求是地确定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础也正是源于这样的具体应用与检验。正如费正清在书中感慨的：“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他深刻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
　　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费正清在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先，是一些关键名词的中国化。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常用名词“普罗列塔里亚特”（无产阶级）和“封建”，他认为这两个名词在中国都有了另外一番更契合的解释，实现了中国化。其次，中国革命理论也必然有自己的本土气息，费正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是基于一种不同于苏联革命的农村性质，另一方面是基于文化和历史自尊的积极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自主理论创新。因此，他也指出，“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有科学理论指导、努力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通过客观地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他最终得出：“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