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开启工业化的国家，19世纪霍乱在英国多次大规模暴发，付出数万人的生命代价。霍乱被称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英国历经30多年，从治“人之病”到治“环境之病”，这场集中反映人—疾病—环境复杂关系的事件，成为反思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代化问题的重要话题。
　　回顾
　　19世纪，英国凭借纺织业、采煤业、炼铁业、机器制造和海运业完成工业革命，确立了其世界工厂和贸易中心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工业革命带来城市发展和人口激增，使生态环境、公共卫生条件每况愈下，尤其是在饮用水方面面临严峻问题。在此背景下，霍乱作为水源性传染病，多次袭击英国，造成人员大量死亡。
　　霍乱在英国大规模暴发期间，当时主流医学界普遍认为是由“瘴气”引起，伦敦城基本的预防方法是在街道上大面积喷洒石灰。此时，后来被称为“流行病学之父”的英国医生约翰·斯诺，通过研究霍乱死者的日常生活情况，绘制“宽街”83个患者的分布图，发现他们基本上都住在特定的水泵附近，霍乱与饮用不洁水有直接关系。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858年约翰·斯诺去世，他的开拓性工作仍未获得广泛认可。
　　1866年第四次霍乱暴发，整个英国共死亡14378人。虽然这次死亡人数比前几次相对少得多，但死亡率较高，伦敦东区的霍乱死亡率高达69.6‰，伦敦再次成为霍乱的重灾区。此时，人们终于觉醒，被污染的泰晤士河是“毒药的蓄水池”，英国政府也因此加强了河流污染治理和供水改革。自此以后，霍乱仅有零星出现，再未形成大规模流行。
　　影响
　　人类的文明是伴随着河流而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伴着有水源的地方逐渐繁衍发展。霍乱多次发生后，英国政府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与水源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为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难题，英国政府相继颁布了系列新政策与法律法令。
　　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体系。1817年，霍乱最早暴发于孟加拉的杰索尔地区，19世纪20年代曾波及亚洲广大地区。在第一次霍乱来袭期间，英国政府开启了程序化应对机制，包含预警、决策、执行、总结评估等环节。1875年通过的《公共卫生法》，不仅涵盖了供水、排水、街道房屋管理、垃圾清理、食品卫生监督、疾病预防、殡葬、污染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还进行卫生区域划分，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全国公共卫生管理。
　　构建了以供排水系统为主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伦敦水源的泰晤士河，一度臭气冲天，而霍乱病菌尤其适于在这样的环境中繁殖。在伦敦，有些贫民区根本没有相应饮水防护设施，很多工厂和居民区的排污口直接通向泰晤士河，而许多自来水公司的取水口也在这里。在1848年前3个月的12800个死亡病例中，有6500个发生在泰晤士河以南。1858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要求负责伦敦市政工程建设的“都市工务局”，尽快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改进大都市的下水排污系统，以求最大限度地防止都市地区污水排入泰晤士河中。自此，英国对泰晤士河的水污染治理工程正式启动，并加大对供排水系统为主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催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法律成果。经过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开始步入“日不落帝国”巅峰。随着工业城市的不断崛起，河流两岸工厂林立，工业废水直接顺河排出，造成英国大部分城市河流直接被污染。加之当时的城市供水、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基本的卫生条件难以保障。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出台，把应用“河岸权”的原则和理论作为保护水环境的依据，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这一时期出台的还有诸如《霍乱预防法》《城市下水道法》《垃圾清除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除规范疾病预防、公共卫生事项外，还涉及市政职能、下水道改造、住房改革、供水标准等方面。
　　启示
　　从传染病和人类历史角度看，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我国是人口大国，在此方面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霍乱与河流污染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但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借鉴。
　　必须充分注重传染病叠加流行风险的存在。虽然人类的疾病谱确实发生了变化，如1950年代我国城市居民疾病死亡原因依次为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到了1980年代，死因变成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癌症）、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但是，传染病从来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一方面，病原体复杂多样，不只是霍乱。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有新出现的，有老病复发的，有变异的，难以计数。新型病毒感染再次敲响这一警钟。另一方面，不良的生活习惯是许多传染病与地方病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我们熟悉的甲肝、乙肝等传染病外，近年来新出现的陌生疾病，无不与卫生习惯相关。
　　优化国家卫生体制和法律保障下的程序化应对方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往往难以预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应急措施与责任，既有助于快速协调部门分工、整合社会资源，也有助于及时控制事态发展、恢复正常秩序。对此，在传染病防治中，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能浮于表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树立系统思维，将具体行为整体化。第二是应急与常规的关系。从长远看，流行病防治必须将应急问题转变为常规问题，切实提高常态化防控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减轻传染病的危害。第三是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公共卫生改革方面，要将具体的改革与国家的传统结合起来。概而言之，传染病防治并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
　　不断完善我国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活跃，国内流动和对外交往极为繁多，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在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有很多像霍乱弧菌一样的风险因素，危害巨大且难以识别，极大增加其扩散、演化以及暴发的可能。另一方面，人际传播、空调系统传播、物流包装传播，也大大增加了传染机会和抗疫难度。鉴于此，一是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协调能力，不断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二是加强重大公共卫生领域内的科研与跟踪分析力量，提升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专业分析和预测。三是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传染病防治的工作机制，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协助政府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