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邀请，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并作开幕式主旨演讲。“达沃斯论坛”一直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宗旨，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历来为中国领导人所重视的国际交往窗口。习近平主席是第一个参加该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引用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杜楠的名言——“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深刻揭示当前世界体系中的主要困境和错误思潮，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的正确方向，彰显中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
　　有针对性地引用对象国的名人名言，可以传达中国领导人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力求当代中国外交理念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使得听众易于理解又乐于接受，起到连接中外又融通古今的效果。一方水土，一方人家。1828年，亨利·杜楠出生于瑞士日内瓦银行家家庭。日内瓦是有着国际主义传统的城市，而杜楠则是这座城市的杰出代表。他之所以成为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者既有社会历史根源，也与个人特殊经历有关。有着“新教的罗马”之称的日内瓦开放包容，长期是周边国家受迫害新教徒的避难所。杜楠深受日内瓦城内新教伦理的熏陶，早年热衷于财富冒险，但也参与救济活动。1859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他最初是为了商业特权而到此游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然而，惨烈的战况激发他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悲悯情怀，促使他竭尽所能投入到无差别的救死扶伤行列中。
　　战争结束后，杜楠便以组织跨国力量参与战场救护作为后半生孜孜以求的志业。这段历史充分证明了进步理念具有引领集体行动的能量。1862年，杜楠在《沙斐利洛的回忆》中提出著名的“杜楠之问”：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次年，杜楠与其他四位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也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1864年，在委员会的倡导下，欧洲16个国家派遣外交代表参与到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的谈判中。最终，12个国家签署公约，承诺改善武装部队伤者境遇。日内瓦公约此后随着持续的国际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它经过1906年、1929年、1949年三次修订完善，形成了国际人道法中的日内瓦体系，为战争中更广泛的受害者减轻痛苦与恐惧。截至2022年，196个主权国家缔结了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运动所强调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高度肯定日内瓦公约所确立的人道主义精神，指出这是国际关系公认的原则之一，是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楠的思想是不断演进的。“杜楠之问”及其相关实践起到了减轻战争残酷性的效果，但是还未涉及对战争本身的批判。到了晚年，杜楠进一步反思战争的根源问题。其思想收录在《血色的未来》文集，习近平主席所引用的名言则出自其中的《成见的枷锁》一文。这句名言反映杜楠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际关系的反思。他一方面指出欧洲社会忽略了真正应当加以解决的实质性威胁，也就是贫穷与饥饿问题；另一方面痛心各国政府受到无知、迷信和偏见等错误思潮的摆布，如肯定军队杀戮的正当性，各民族盲目的愤怒情绪，痴迷杀伤性应用技术的开发，等等。杜楠据此悲观地预言，未来将有一场席卷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大规模冲突，人类文明有覆灭之虞。此后，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遭遇，又曾长期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之下，而今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使得杜楠的反思变得异常深刻。
　　后之视今，不可再今之视昔。首要在于洞察历史兴替的教训。习近平主席在杜楠的祖国引用杜楠的名言，揭示了百年变局下类似的症结，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首先，饥饿与贫穷这类发展问题仍然突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当前全球8.9%的人口（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1.35亿人处于严重饥饿状态。全球人口10%（超过7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许多人日均生活费用不超过1.9美元。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与饥饿、贫困息息相关。其次，无知、迷信与偏见这类畸形的社会心理仍然大行其道。一些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民粹主义泛滥，将经济全球化视作本国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它们妄图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干预生产要素的全球性合理配置，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它们以零和思维看待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愿意在既有全球治理框架中分享发言权与扩大代表性，同时也不愿意在南北发展失衡问题上善尽国际责任，致使全球治理陷入长期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
　　后之视今，不可再今之视昔。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实践。中国的自身发展，充分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也曾一度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所疑虑，但最后毅然迈向世界市场。在摆脱贫困的征程中，中国人民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最终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引擎，同时中国也积极投入全球发展合作的进程中。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国发展战略广泛而深入的对接。世界银行有关报告认为，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即便遭遇贸易战、科技战、防疫战以及舆论战等多重挑战，中国人民坚定历史正确航向，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中国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制度在各自议题领域的领导作用。中国还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全球发展合作更具可持续性、可及性，这包括但不限于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等。在经贸领域，中国政府积极签署中欧投资协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全球抗疫领域，中国有效管控国内疫情，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抗疫援助和派遣医疗专家组，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在气候变化谈判停滞之际，中国主动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承诺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推动构建绿色“一带一路”。这些实践均表明，中国人民以开放合作策略应对封闭冲突策略，以规则导向逻辑应对实力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