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冲击，也给国际合作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要汲取教训，以更谦逊的姿态来评估人类自然生活环境，以及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这次疫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我们加强合作的挑战，还需要群策群力和相互理解。就像应对气候变化一样，疫情的突然传播给我们提出了挑战，颠覆了我们对国与国，甚至大洲与大洲之间边界的认识。除了携手合作，我们别无选择。
　　但是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就已经很糟糕了。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贸易战严重影响了跨境与跨国的经济交往数十年来带来的强劲增长趋势。生产与贸易双双出现下滑，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低迷，进而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新增就业停滞，甚至在全球某些地区出现了失业率上升。这反过来又使各国政府的预算压力陡增，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而金融部门也不得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方面，民粹主义不断抬头，我们亟需的国际多边合作难以维系，新冠肺炎疫情则激化了这些问题。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将萎缩一定的份额，而中国可能是世界经济的希望所在。
　　全球经济萎缩以及国际贸易的负增长实际上将改变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去，这些经济体在短短三四十年间，一跃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中等或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事实上，无论是亚洲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都出现了所谓经济趋同的端倪，在这一过程中，贫困国家正快马加鞭地追赶富裕发达国家。
　　贸易、开放、合作、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融入世界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发展中国家通向繁荣的首选之路。在国际合作积极成果以及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强力推动下，这一积极向好、造福民众的大趋势得到了增强。我们必须承认，在二战之后，在国际合作上取得这样的历史性突破之后，包括边境和贸易的开放，投资、科研、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以及关乎人类发展方方面面的合作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显然，深化国际合作是二战以后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这些相辅相成的合作动力现在被打断了。如今，很多国家，亚洲、非洲、拉美的许多国家没有了这种增长的阶梯，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和贫困。西方经济体也逃不了停滞的厄运。
　　因此，改进国际间的合作、强化包容的多边决策机制绝对是现在和未来全球的当务之急。虽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我们提供了路线图，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强化多边机制和机构上，这是我们现实的要务。具体而言我认为就是要促进贸易便利，我们必须共同地反对、并且停止在国与国之间或者是在国家高层之间筑起高墙的做法。
　　我们希望疫情尽快地结束，同时能够重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我认为有两点在这样的一种重启中非常关键：我们要利用这次重启经济的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转型，促进包容性的增长，推动有影响力的数字化进程，从而实现生产力增长；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的是达成意愿者联盟，坚决维护边境开放，维护多边合作与决策，维护国际贸易。逆全球化浪潮受到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势头还在不断增强。最近的实例便是，有些国家正在阻挠世贸组织的正常运作，继而试图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建立两套不同的标准。这种做法如之前所说，减缓经济动力，损害经济机遇，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疫情带来全球经济萎缩，这对一些最贫困国家的经济来说，前景可能更加不容乐观。我们只以两个地区为例：一个是拉丁美洲，拉美地区在疫情出现前就已经陷入危机了。疫情暴发后，出口贸易更是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这不仅仅源自于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该地区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国内局势，使其无法采用必要的多边协调机制这一普遍的应对之策，即便把诸如委内瑞拉这样曾经的拉美经济强国排除在外，拉美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而非洲从原本一块缺乏共同合作的大陆发展到现在各国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密切互动，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实际上，非盟《2063年议程》指明了未来非洲的发展方向，赢得了各方支持，意义非凡。《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也即将取得积极成果，即形成一个真正的非洲共同市场。
　　除了恢复跨国贸易之外，各国应着力采取行动，以有效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转型，实现生产和流动的去碳化，加强实体与虚拟基础设施之间的联通，广泛普及数字化，有力维护一个可容纳各种工具和程序的全球空间。
　　中国几十年来坚持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首要引擎，同时中国还实现了减贫、消贫。中国目前还在进一步投资，并更新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同时在坚决支持多边合作，这一点和欧盟在英国脱欧后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里面表述的目标不谋而合。我衷心希望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汇合点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作为帮助全世界人民重回真正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全球经贸协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